中國相術的起源與歷史

先把一個誤會去掉：由外貌推斷性情，這個念頭既不古怪，也不是中國獨有的。古希臘有相面的著作，印度有，中世紀與近代早期的歐洲也一直在討論。它大概源自一種普遍的直覺：人看人的時候，本來就會從臉上找線索。

中國這邊的特別之處，不在於有沒有這個念頭，而在於把它發展成了一套異常細密、而且延續異常之久的系統。它所用的概念，與本欄目其他題目完全同源——陰陽、五行、人身與天地相應。換句話說，相術不是一門孤立的旁門，它和風水、八字共用同一套詞彙和同一套推理方式。這一頁就是要說明，它如何從零散的古代觀察，變成有經典、有專書、有以此為業者的成套技藝。

從“觀人”開始

先秦典籍裡已經有以形貌判斷人的記載。《左傳·文西元年》記內史叔服到魯國，看公孫敖兩個兒子的面相，說其中一個“必有後於魯國”。《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裡唐舉替蔡澤相面，是較早有名有姓、情節完整的相人記錄。這類記載說明戰國時已有專以此為業的人，但還看不到成體系的條目。

這類記載有一個共同點值得注意：它們都是事後被寫下來的。相中了才有人記，說錯了沒人記。史書裡那些神驗的相人故事，經過的正是這樣一道篩子。這不是說記載都是假的，而是說這類材料本身無法用來判斷準確率——留下來的樣本已經被結果挑選過了。

還應指出：這個時期的“相人”與後世的相術並不完全是一回事。早期記載裡，判斷往往依據一個人的舉止、氣度與應對，而不是依據鼻梁的高低、眉尾的走向這類固定條目。從“觀其行止”到“查其部位”的轉變，是這門技藝後來才完成的一步，而正是這一步，把一種模糊的識人經驗變成了可以背誦、可以傳授、也可以收費的技術。

最早的批評來自內部

《荀子》專有一篇《非相》，列舉古代聖賢畸形醜陋、暴君相貌堂堂的例子，得出“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看外形不如看內心，看內心不如看他選擇怎麼做事。這是中國思想史上對相術最直接的否定，出現的時間比大多數相書早了一千年以上。和風水一樣，對相術的批評是本土的、一開始就有的，不是近代才從外面傳入。

《非相》的論證方式值得注意：它是經驗性的，不是道德性的。荀子沒有說看相不敬，他說它不管用，並且舉出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使它在兩千多年後讀來仍然有效——今天提出的反駁，與他提出的基本是同一個。

與風水、擇吉一樣，這裡的格局是相同的：對這門技藝的懷疑是本土固有的，一開始就在，不是近代隨西方科學傳入的舶來品。今天提出的反駁，兩千三百年前就有一位經典作者在中國提出過——而它絲毫沒有減緩這門技藝的流傳。

漢代進入術數系統

《漢書·藝文志》把《相人》二十四卷列在“形法”一類，同類的還有《宮宅地形》《相寶劍刀》《相六畜》。這個歸類很能說明問題：在漢人眼裡，看人、看宅地、看刀劍、看牲畜是同一種技術，都是由外形推知內在品質。相人從此有了目錄學上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王充。他在《論衡》裡逐條駁斥風水、祿命和各種禁忌，卻在《骨相篇》裡承認骨體能顯示命運，理由是天命必有徵兆見於形體。同一個人在相鄰的問題上態度不同，說明當時“形貌與命運相關”被看作比擇日、看宅更接近常理的主張。

王充這一處值得單獨說明，因為他的立場很能說明問題。同一位嚴格的懷疑者，在這個問題上把界線劃在了別處——這告訴我們，在西元一世紀，“形貌與命運相關”被認為比擇日、相宅更近人情。相術歷來佔著這個便宜：它從一件人人本來就在做的事出發，即通過看一個人來形成印象。

“形法”這個類名本身就值得琢磨：看人與看牲畜、看刀劍被列為同一門技術，說明在漢人的知識框架裡，這幾件事共享同一條原理——由外形推知內在品質。今天讀來刺目的地方，恰恰是當時最自然的部分。

魏晉的人物品鑑

魏晉盛行評論人物，但要區分兩件事。劉劭《人物誌》講“九徵”，從容貌、聲音、神色判斷才性，目的是選官用人，屬於經驗性的人事評估；《世說新語》裡那些關於風神氣度的評語，也大多是審美和社會評價。這類品鑑與推算壽數、財祿的相術有交叉，卻不是一回事，後來的相書常把前者的權威借給後者。

這兩件事必須分清，而這個時代恰恰把它們攪在了一起，後世相書也樂得讓它們繼續混著。劉劭那一路是行政用途的人事評估，講的是一個人在壓力下的舉止透露出什麼樣的才性，觀察是經驗性的；而從鼻子的寬窄推算壽數、財祿與子嗣數目，是另一個量級的主張。兩者共用詞彙、也常由同一批人經營，但後來的相書慣於借前者的體面來給後者背書。讀者若不把它們分開，就會把算命的東西當成選官的學問來敬重。

相書的成形

今天所見的成套相法，主要定型於五代到宋。《太清神鑑》託名後周王樸，《玉管照神局》託名南唐宋齊丘，《月波洞中記》來歷不明——托古人之名是這一行確立權威的常規做法，與風水書託名郭璞、命書託名李虛中同一路數。這些書開始把面部劃成固定的部位，配上吉凶斷語，形成可以背誦的條目。

這一組書的託名遵循的是這一行的常規。把一本書掛在古代名人名下，是這個領域確立權威的辦法，與風水書託名郭璞、命書託名李虛中完全同一路數。這些題署是文體上的慣例，不構成關於作者的證據；讀相書時若把託名當作年代依據，會把整條時間線弄錯好幾百年。

這些書的另一個共同點是：它們把臉切成固定的格子，再給每一格配上吉凶斷語，於是相術第一次有了可以背誦的形態。在此之前，相人靠的是眼力；在此之後，它成了一門可以照本宣科的手藝。這個變化決定了此後一千年的樣子。

明代：進入朝廷

明初的袁珙、袁忠徹父子是記載最清楚的例子。袁珙以相術知名，曾為燕王朱棣相面；袁忠徹官至尚寶司少卿，著《古今識鑑》，記錄自己相人的案例。託名陳摶、由袁忠徹等人參與整理的《神相全編》，是流傳最廣的面相彙編。相術在這一時期既被朝廷使用，也被朝廷警惕，因為它能對人的前途下判斷，容易牽動政治。

朝廷的態度是雙重的，這種矛盾很有意思。相術被使用，同時也被提防，因為一門能對人的前途下判斷的技藝在政治上是危險的。一個相士對親王說他有帝王之相，這句話是有後果的——而以起兵得天下的王朝，比誰都明白這一點。相術在明代的興盛與它受到的猜忌，其實是同一件事的兩面。

清代的整理與《四庫全書》的態度

清代出現了較為系統的著作。陳釗《相理衡真》（十八世紀後期）把散亂的口訣重新分類，是清人相書中條理最清楚的一部。《四庫全書》子部術數類設“命書相書”一目，收錄若干相書，但提要中多有保留之詞，編者的立場是存其源流而不認其效驗。

《四庫全書》的處理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編者的立場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存其源流而不認其效驗——把書收進來，把源流交代清楚，同時在提要裡保留判斷。這個態度貫穿《四庫》對術數各門的處理，而今天的讀者可能會意外地發現，它與自己的立場相當接近。

手相是一條更短、也更混雜的線

中國傳統重面而輕手。宋以後的相書裡有掌紋的內容，但分量遠不如面部，條目也不統一。今天中文世界流行的手相——生命線、智慧線、感情線、事業線，加上金星丘、木星丘一類丘位——大部分來自二十世紀初翻譯進來的西方掌紋學，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英國人基羅（Cheiro）的著作。所以“中國手相”實際上是一個近代的混合體，不宜當作古法看待。

這一點應當講明白，因為通俗手相書幾乎從不交代：今天所謂的“中國手相”，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近代的混合體，而它最容易辨認的那些內容恰恰源自歐洲。把木星丘說成中國古法，年代上錯了大約兩千年，而這個錯誤在大量書籍裡被反覆重複。真正屬於中國傳統的掌紋內容，分量比人們以為的小得多。

近代以來

清末民初，西方的顱相學和麵相學譯介進來，與本土相術合流，出現了陳公篤《公篤相法》一類試圖“科學化”的著作。這條路在學理上沒有走通：西方顱相學本身在十九世紀末已被科學界否定，而它遺留的“由外貌判斷品性”的思路，在歐美曾被用於種族分類和犯罪學，後果嚴重。

這條“科學化”的路為什麼走不通，值得說準確。被借來擡高身價的那批歐洲材料，在歐洲本土早已被科學界否定。顱相學到十九世紀末就已破產。它遺留下來的不是方法，而是一種思路——可見的形體透露內在的道德品質——而在歐美，這種思路被用於種族分類與犯罪學，後果極其嚴重。

1980年代以後相術在大陸重新流行，常以“人才識別”“形象管理”“性格分析”一類名目出現。這是同一件東西換了一身衣服，新衣服並不使它更可靠，該有的懷疑一分也不能少。

要點

• 相人的記載見於《左傳》《史記》，戰國已有專業相士，但當時還沒有成套條目。

• 《荀子·非相》是對相術最早、最直接的批評，說明質疑是本土固有的。

• 《漢書·藝文志》把《相人》與《宮宅地形》《相六畜》同列“形法”，可見古人視之為同一類技術。

• 王充駁風水、駁祿命，卻在《骨相篇》肯定骨相，反映了當時的常識分界。

• 劉劭《人物誌》式的人事品鑑與斷吉凶的相術不同，不應混為一談。

• 成套相法定型於五代至宋，代表著作普遍託名古人。

• 明代袁珙、袁忠徹父子是相術進入朝廷的清楚例證，《神相全編》流傳最廣。

• 今天流行的手相多源自二十世紀初譯入的西方掌紋學，不是中國古法。

• 清末與西方顱相學合流的嘗試沒有成功，那條思路在歐美造成過嚴重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