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相术的起源与历史

先把一个误会去掉：由外貌推断性情，这个念头既不古怪，也不是中国独有的。古希腊有相面的著作，印度有，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的欧洲也一直在讨论。它大概源自一种普遍的直觉：人看人的时候，本来就会从脸上找线索。

中国这边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有没有这个念头，而在于把它发展成了一套异常细密、而且延续异常之久的系统。它所用的概念，与本栏目其他题目完全同源——阴阳、五行、人身与天地相应。换句话说，相术不是一门孤立的旁门，它和风水、八字共用同一套词汇和同一套推理方式。这一页就是要说明，它如何从零散的古代观察，变成有经典、有专书、有以此为业者的成套技艺。

从“观人”开始

先秦典籍里已经有以形貌判断人的记载。《左传·文公元年》记内史叔服到鲁国，看公孙敖两个儿子的面相，说其中一个“必有后于鲁国”。《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里唐举替蔡泽相面，是较早有名有姓、情节完整的相人记录。这类记载说明战国时已有专以此为业的人，但还看不到成体系的条目。

这类记载有一个共同点值得注意：它们都是事后被写下来的。相中了才有人记，说错了没人记。史书里那些神验的相人故事，经过的正是这样一道筛子。这不是说记载都是假的，而是说这类材料本身无法用来判断准确率——留下来的样本已经被结果挑选过了。

还应指出：这个时期的“相人”与后世的相术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早期记载里，判断往往依据一个人的举止、气度与应对，而不是依据鼻梁的高低、眉尾的走向这类固定条目。从“观其行止”到“查其部位”的转变，是这门技艺后来才完成的一步，而正是这一步，把一种模糊的识人经验变成了可以背诵、可以传授、也可以收费的技术。

最早的批评来自内部

《荀子》专有一篇《非相》，列举古代圣贤畸形丑陋、暴君相貌堂堂的例子，得出“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看外形不如看内心，看内心不如看他选择怎么做事。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对相术最直接的否定，出现的时间比大多数相书早了一千年以上。和风水一样，对相术的批评是本土的、一开始就有的，不是近代才从外面传入。

《非相》的论证方式值得注意：它是经验性的，不是道德性的。荀子没有说看相不敬，他说它不管用，并且举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使它在两千多年后读来仍然有效——今天提出的反驳，与他提出的基本是同一个。

与风水、择吉一样，这里的格局是相同的：对这门技艺的怀疑是本土固有的，一开始就在，不是近代随西方科学传入的舶来品。今天提出的反驳，两千三百年前就有一位经典作者在中国提出过——而它丝毫没有减缓这门技艺的流传。

汉代进入术数系统

《汉书·艺文志》把《相人》二十四卷列在“形法”一类，同类的还有《宫宅地形》《相宝剑刀》《相六畜》。这个归类很能说明问题：在汉人眼里，看人、看宅地、看刀剑、看牲畜是同一种技术，都是由外形推知内在品质。相人从此有了目录学上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王充。他在《论衡》里逐条驳斥风水、禄命和各种禁忌，却在《骨相篇》里承认骨体能显示命运，理由是天命必有征兆见于形体。同一个人在相邻的问题上态度不同，说明当时“形貌与命运相关”被看作比择日、看宅更接近常理的主张。

王充这一处值得单独说明，因为他的立场很能说明问题。同一位严格的怀疑者，在这个问题上把界线划在了别处——这告诉我们，在公元一世纪，“形貌与命运相关”被认为比择日、相宅更近人情。相术历来占着这个便宜：它从一件人人本来就在做的事出发，即通过看一个人来形成印象。

“形法”这个类名本身就值得琢磨：看人与看牲畜、看刀剑被列为同一门技术，说明在汉人的知识框架里，这几件事共享同一条原理——由外形推知内在品质。今天读来刺目的地方，恰恰是当时最自然的部分。

魏晋的人物品鉴

魏晋盛行评论人物，但要区分两件事。刘劭《人物志》讲“九征”，从容貌、声音、神色判断才性，目的是选官用人，属于经验性的人事评估；《世说新语》里那些关于风神气度的评语，也大多是审美和社会评价。这类品鉴与推算寿数、财禄的相术有交叉，却不是一回事，后来的相书常把前者的权威借给后者。

这两件事必须分清，而这个时代恰恰把它们搅在了一起，后世相书也乐得让它们继续混着。刘劭那一路是行政用途的人事评估，讲的是一个人在压力下的举止透露出什么样的才性，观察是经验性的；而从鼻子的宽窄推算寿数、财禄与子嗣数目，是另一个量级的主张。两者共用词汇、也常由同一批人经营，但后来的相书惯于借前者的体面来给后者背书。读者若不把它们分开，就会把算命的东西当成选官的学问来敬重。

相书的成形

今天所见的成套相法，主要定型于五代到宋。《太清神鉴》托名后周王朴，《玉管照神局》托名南唐宋齐丘，《月波洞中记》来历不明——托古人之名是这一行确立权威的常规做法，与风水书托名郭璞、命书托名李虚中同一路数。这些书开始把面部划成固定的部位，配上吉凶断语，形成可以背诵的条目。

这一组书的托名遵循的是这一行的常规。把一本书挂在古代名人名下，是这个领域确立权威的办法，与风水书托名郭璞、命书托名李虚中完全同一路数。这些题署是文体上的惯例，不构成关于作者的证据；读相书时若把托名当作年代依据，会把整条时间线弄错好几百年。

这些书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它们把脸切成固定的格子，再给每一格配上吉凶断语，于是相术第一次有了可以背诵的形态。在此之前，相人靠的是眼力；在此之后，它成了一门可以照本宣科的手艺。这个变化决定了此后一千年的样子。

明代：进入朝廷

明初的袁珙、袁忠彻父子是记载最清楚的例子。袁珙以相术知名，曾为燕王朱棣相面；袁忠彻官至尚宝司少卿，着《古今识鉴》，记录自己相人的案例。托名陈抟、由袁忠彻等人参与整理的《神相全编》，是流传最广的面相汇编。相术在这一时期既被朝廷使用，也被朝廷警惕，因为它能对人的前途下判断，容易牵动政治。

朝廷的态度是双重的，这种矛盾很有意思。相术被使用，同时也被提防，因为一门能对人的前途下判断的技艺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一个相士对亲王说他有帝王之相，这句话是有后果的——而以起兵得天下的王朝，比谁都明白这一点。相术在明代的兴盛与它受到的猜忌，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清代的整理与《四库全书》的态度

清代出现了较为系统的著作。陈钊《相理衡真》（十八世纪后期）把散乱的口诀重新分类，是清人相书中条理最清楚的一部。《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设“命书相书”一目，收录若干相书，但提要中多有保留之词，编者的立场是存其源流而不认其效验。

《四库全书》的处理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编者的立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存其源流而不认其效验——把书收进来，把源流交代清楚，同时在提要里保留判断。这个态度贯穿《四库》对术数各门的处理，而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意外地发现，它与自己的立场相当接近。

手相是一条更短、也更混杂的线

中国传统重面而轻手。宋以后的相书里有掌纹的内容，但分量远不如面部，条目也不统一。今天中文世界流行的手相——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事业线，加上金星丘、木星丘一类丘位——大部分来自二十世纪初翻译进来的西方掌纹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英国人基罗（Cheiro）的著作。所以“中国手相”实际上是一个近代的混合体，不宜当作古法看待。

这一点应当讲明白，因为通俗手相书几乎从不交代：今天所谓的“中国手相”，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近代的混合体，而它最容易辨认的那些内容恰恰源自欧洲。把木星丘说成中国古法，年代上错了大约两千年，而这个错误在大量书籍里被反复重复。真正属于中国传统的掌纹内容，分量比人们以为的小得多。

近代以来

清末民初，西方的颅相学和面相学译介进来，与本土相术合流，出现了陈公笃《公笃相法》一类试图“科学化”的著作。这条路在学理上没有走通：西方颅相学本身在十九世纪末已被科学界否定，而它遗留的“由外貌判断品性”的思路，在欧美曾被用于种族分类和犯罪学，后果严重。

这条“科学化”的路为什么走不通，值得说准确。被借来擡高身价的那批欧洲材料，在欧洲本土早已被科学界否定。颅相学到十九世纪末就已破产。它遗留下来的不是方法，而是一种思路——可见的形体透露内在的道德品质——而在欧美，这种思路被用于种族分类与犯罪学，后果极其严重。

1980年代以后相术在大陆重新流行，常以“人才识别”“形象管理”“性格分析”一类名目出现。这是同一件东西换了一身衣服，新衣服并不使它更可靠，该有的怀疑一分也不能少。

要点

• 相人的记载见于《左传》《史记》，战国已有专业相士，但当时还没有成套条目。

• 《荀子·非相》是对相术最早、最直接的批评，说明质疑是本土固有的。

• 《汉书·艺文志》把《相人》与《宫宅地形》《相六畜》同列“形法”，可见古人视之为同一类技术。

• 王充驳风水、驳禄命，却在《骨相篇》肯定骨相，反映了当时的常识分界。

• 刘劭《人物志》式的人事品鉴与断吉凶的相术不同，不应混为一谈。

• 成套相法定型于五代至宋，代表著作普遍托名古人。

• 明代袁珙、袁忠彻父子是相术进入朝廷的清楚例证，《神相全编》流传最广。

• 今天流行的手相多源自二十世纪初译入的西方掌纹学，不是中国古法。

• 清末与西方颅相学合流的尝试没有成功，那条思路在欧美造成过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