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雲觀:全真道的城市宮觀

丘處機、傳戒制度、帝都政治、宮觀佈局與現代宗教生活

這一部分裡幾乎所有別的地方都是山。北京的白雲觀不是,而這恰恰是它值得單佔一頁的原因。它是一座位於都城的城市道觀,而城市道觀做的是另一類工作:它與政府打交道,它培養道士,它服務稠密的城市人口,而它的存續或失敗取決於政治條件,不取決於天氣和排水。

水墨畫中,一座雕飾精美的石牌坊通向紅牆宮觀的庭院,幾位身著深色道袍的道士在一棵高大古樹下行走。

城市道觀為什麼要緊

多數人心裡關於道教的影像是山中的道觀——清靜、修行、遠離日常。那是一個真實的影像,也是一個不完整的影像。道教一直同時是一個城市機構,而正是那些城市機構,是這個傳統與國家打交道的地方。

都城裡的道觀離權力近,這既是機會也是暴露。它得到供養、皇帝的臨幸、封賜與田產。它同時也受到監管,而當政策轉向不利於宗教時,它是最先感受到的。它的道士既是儀式者也是管理者,因此它的記錄比偏遠場所要好得多。

白雲觀是華北留存下來最清楚的例子,在其歷史的很長時段裡,它一直是全真道的行政中心。

還有一點值得說明:城市道觀與山中宮觀在經濟上也不同。山中宮觀有田有山場,可以大體自給;城裡的道觀地不多,靠的是香火、施主與官方的供給,因此它對城市的興衰更敏感。

八個世紀,幾個名字

這裡的場所可以上溯到唐代,八世紀時以另一個名字建立了一座宮觀。金代重建改名,蒙元時期又改,當時它成為那個時代政治上最重要的道士的居所。今天通行的這個名字始於明代。

這一串名字不是瑣事。它就是一箇中國宗教機構的普通生平:一處連續的場所,反覆重建,隨著供養與政治的變化被歷代改名,而每一個新名字標記的是地位的變化,不是一次新的建立。連續性由地面與人群承載,不由建築或名字承載。

同樣的道理適用於建築本體。今天立著的大多是明清的工作加上後來的修補,而院內帶紀年的碑刻比任何一座殿都是更可靠的歷史證據。

另外要說明的是,觀這個字在這裡是本義:它原指觀測之處,而不是籠統的廟。城中的道觀在歷史上常兼理曆法與天象一類的事,這與它靠近朝廷的位置是配套的。

丘處機與蒙古人的那一層關係

這座觀歷史上最有後果的一段,與丘處機有關。他是全真創立者的親傳弟子之一,也是十三世紀初這一運動的領袖。

七十多歲時,他應成吉思汗之召,跨越中亞走了極遠的路程與之相見。他從那次會面得到的東西不是教義性的,而是行政性的:承認、保護,以及全真道士與機構的免稅免役。後果是立刻的,也是巨大的。在蒙古人的保護下,全真迅速擴張,接管了大量宮觀,成為華北有組織道教的主流形態。丘處機的晚年在此度過,並在此去世。

這件事值得看得清楚。一個以出世為立教之本的出家運動,其歷史性的突破來自一次成功的外交使命和一份免稅待遇。這不是醜聞,這就是機構存續的方式。但它確實說明:道教的歷史不只是修行的歷史,而這個傳統的出家一面與行政一面,從來是同一個傳統。

順帶說一句,全真在那一時期的擴張也帶來了後遺症。接管來的宮觀數量太大,人手與規矩跟不上,此後幾百年裡反覆出現整頓與重訂清規的需要。擴張本身就為後來的失序埋了因。

王常月與傳戒的恢復

這座觀第二個決定性的時刻在十七世紀,清初,王常月任方丈之時。

此前的一段時期動盪,全真的傳戒已經不成規矩。王常月在這裡主持了大規模的傳戒,並把龍門一支的授受規矩定成條文,使正式的傳戒重新回到制度軌道上。他關於清規的著述成為標準,而這也是殿內禮儀與出家舉止之所以有成文形式、而不只是地方習慣的部分原因。

與這些傳戒相關的那座堂至今在院中被標示出來。他所代表的模式在道教史上反覆出現:動盪斷了傳承,而後來某一位有能力的管理者把它在有文字依據的基礎上重建起來。認出這個模式很有用,因為它解釋了為什麼這個傳統的制度記憶在某些時期很強、在另一些時期很薄。

還應當說明:傳戒與出家不是一回事。入觀常住只是開始,受戒往往在此之後若干年,而戒有等級,不同的戒對應不同的資格。這套分級正是王常月一系整理的重點。

院子裡有什麼

佈局是南北中軸上的標準正格,在這裡比在山上更好讀,因為地是平的,沒有什麼需要去嵌合坡度。

你穿過一道道門進入一連串院子。主軸上排著各主殿,品級依次上升,上層有一座供三清與四位最高御神的殿。配殿供有具體職掌的神明——財、醫、雷部,以及本派的祖師。有一座專為丘處機所設的殿,而寮房、齋堂與藏書之所佔據的是參訪者最不注意的那部分。後部是園子。

通行的禮儀在全院適用:進殿從側門,因為中軸屬於神明;靠邊走;跨過擡高的門檻;正中那個墊子留給主壇者。

要提醒的是,平地上的這種正格佈局也更容易被讀成對稱的圖案,從而漏掉次序。它和山上一樣是要按順序走的,先門、再院、再殿,越往後越尊。

六十甲子諸神與春節廟會

這裡有一座殿格外受歡迎,值得弄懂,因為它清楚地演示了中國宇宙論如何變成宗教實踐。

殿裡供六十位神明,對應十天干與十二地支所構成的六十年週期裡的每一個組合。參訪者找出主管自己出生年份的那一位,在那裡獻供。這是中國術數的歷法機器被直接轉換成一個虔敬的動作,而它是這座觀裡最忙的部分之一。

春節廟會是這座觀在本地另一件出名的事。它古老、規模大,性格上徹底是民間的,其中有些習俗與科儀毫無關係:摸遍院中各處藏著的石猴求吉,以及朝一個懸著的目標投錢。講究的人有時不以為然。它同時也是這個機構生活中真實而連續的一部分,並且提醒人們:一座還在運轉的道觀服務的是一座城,不只是一套教義。

還有一點值得知道:本命年這個觀念在今天的中國仍然很活,與它相關的做法遠超出道教的範圍。這座殿之所以忙,一半原因在宗教,一半原因在這個觀念本身的普及。

城裡的道觀和山上的道觀有什麼不同

如果你先去過山上的道場,再來這裡,兩者的對照很有教益,而這不只是風景的差別。這兩類機構是被不同的壓力塑造出來的,做的也是不同的工作。

山上的宮觀,偏遠是設計出來的。難以抵達本身就是它提供的東西的一部分:上山要花時間,隔絕有利於持續的修煉,而山景本身承擔了相當一部分意義。它的物件是特意遠行前來的人。它的經濟歷來依賴來自遠處的資助——朝廷的敕賜、大施主、香客的往來——因為附近沒有足以養起它的人口。它的脆弱之處在於:資助一斷,近處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補。

城裡的道觀嵌在人口之中。人來是因為順路,不是因為專程;而且是一年裡為了小事反覆地來,不是為了一件大事來一次。這產生完全不同的節奏:常年低強度的活動,在某些日子高度集中,以及一種與周邊街坊之間既是宗教的也是社會的關係。它同時也是神職人員與普通居家信眾持續接觸的場所,而山上的道長沒有這種接觸。

由此產生的功能差別很重要。城市道觀成了這個傳統的行政中心,因為官府、檔案、刻印和往來書信都在城裡。訓練和傳戒集中在這裡,理由相同。當一個傳統需要組織自己的時候——統一傳戒、跟官府交涉、刊行經書、在全國層面代表自己——這些事發生在城裡,不發生在峰頂。山上的道場提供聲望和修煉的深度;城裡的道觀提供行政和延續。

城市道觀在某些時期更有韌性,在另一些時期則暴露得多。身在城中就意味著對任何掌握這座城的勢力都可見,所以一座城市道觀可能被佔用、改成學校或兵營或倉庫,然後又被歸還,全部發生在幾十年之內。山上的宮觀更可能只是被棄置、任其傾頹,那是一種更慢、更安靜的喪失。很多看起來殘破的山中建築其實從未被沒收,只是被丟下了。

對參訪者來說,實際的結論是:兩者給你看的是不同的東西,而你需要兩者都看。山上的道場給你看這個傳統所理想化的環境,以及朝廷資助的物理規模。城裡的道觀給你看這個傳統作為一個仍在運轉的機構:有人員、有檔案、有曆法、有公眾。只看山,會得出一幅關於道教即退隱的浪漫影像,而這與它大多數時候的實際樣貌相去甚遠。

它今天的角色

這座觀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成立的全國性道教團體的所在地,也是道士正規培養的中心。這使它成為道教在當下最接近行政總部的東西,儘管它的權威是組織性的而非教義性的——至今沒有哪個機構能界定道教的信仰。

對參訪者來說,實際含義很直接。它是一座有常住道眾的活道觀,位於一座大城市的中間,同時接待信眾與遊客。做功課時有拍攝限制:不用閃光燈,不錄帶聲的影片,不從中軸正面越過主壇者去拍。判斷標準還是那一條——這事你會在陌生人家裡做嗎?一座還在運轉的道觀是住處也是工作場所,而真正對你有所期待的只有一件事:不要打斷。

要點

  • 白雲觀是城市道觀而不是山中場所,而城市道觀正是道教與國家打交道的地方。

  • 靠近權力同時帶來供養與監管,也產生了比偏遠場所好得多的記錄。

  • 此地自八世紀起就有宮觀,先後用過幾個名字,每個名字標記地位的變化而非新的建立。

  • 現存建築本體大多是明清的;帶紀年的碑刻比殿宇是更好的證據。

  • 丘處機是全真創立者的親傳弟子,七十多歲時跨越中亞會見成吉思汗。

  • 他取得了承認與免稅免役,使全真迅速擴張並主導華北道教。他在此去世。

  • 十七世紀王常月在此主持大規模傳戒,並把龍門授受規矩定成文字。

  • 這個模式反覆出現:動盪斷了傳承,後來的管理者在有文字依據的基礎上把它重建起來。

  • 佈局是標準的中軸加連續院落,比山上的佈局好讀,因為地是平的。

  • 一座供六十位神明的殿對應干支六十年週期;參訪者向自己本命年的那一位獻供。

  • 春節廟會古老、規模大、性格民間,其中有些習俗與科儀無關。

  • 這裡是全國性道教團體所在地與培養中心,給了道教一個組織性而非教義性的總部。

  • 它是活的道觀:通行的殿內禮儀與功課時的拍攝限制都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