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圖與洛書圖式的起源與歷史

這段考訂本身也是中國學術史上最漂亮的一節之一——傳統在這裡用自己的方法糾正了自己，而且糾正得乾淨利落。

先說它們的地位。河圖與洛書是整個傳統里名氣最大的圖形之一，歷來被當作《易經》的源頭、五行的源頭，也被當作風水與曆法背後那套數字學的源頭。凡要給一門術數找一個足夠古老的出處，指向它們幾乎是標準做法。

弄清那段時間差，是抵禦兩種常見錯誤的最好辦法：一種是把這兩張圖當成真正的史前遺物，另一種是因為它晚出就把它當作毫無意義的裝飾。兩種都不對，理由下面會逐條講。

名稱最早出現在哪裡

“河圖”一詞見於《尚書·顧命》，那裡把它與大玉、夷玉、天球一同列為周王室的寶器，說明它是一件實物，但沒有說是什麼樣子。《易傳·繫辭上》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把兩者並稱，作為聖人制作法度的依據。此外《禮記》《管子》等書也有零星提及。這些材料合起來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先秦確實有河圖洛書之說，且被看得很重；至於所指為何物，文獻沒有交代，後人也無從復原。

需要注意《尚書·顧命》那一條的性質：它把河圖與大玉、夷玉、天球並列，說明那是一件陳設在王室的實物，而不是一張圖形。至於是玉是石、上面有沒有紋樣，文獻一字未提。後人把它想像成一張畫著黑白點的圖，是宋以後的事。

傳說的層累

流傳最廣的兩個故事是：伏羲時有龍馬負圖出於黃河，伏羲據此畫出八卦；大禹治水時有神龜負書出於洛水，大禹據此定九疇、劃九州。但這兩個故事的定型很晚，早期文獻裡得圖之人說法不一，有歸於黃帝的，有歸於堯舜的，也有說湯武受命時出現的。

同一件事有多個版本、且版本隨時代增加細節，是層累地造成古史的典型特徵。這類傳說的價值在於反映後人對上古的想像，不能當作事件記錄來讀——正如《創世記》記錄的是古以色列人的宇宙觀，不是地質史。

神龜負書那一支還有一條容易被忽略的線索。《尚書·洪範》記箕子向周武王陳述治國九類大法，即所謂洪範九疇，篇中說這九疇是上天賜給大禹的。後人把洪範九疇與洛書的九個數字對應起來，於是洛出書這個說法就有了具體內容。但《洪範》原文只說天賜九類法則，一個字也沒有提到數字、方格或神龜。把九疇讀成九宮，是漢代以後的比附。

這個例子很典型：一段本來講政治倫理的文字，因為出現了九這個數，被接到了數字圖式上，從此兩者被當作一回事。追溯這類接合發生在什麼時候、由誰完成，正是下面幾節要做的事。

漢代的《河圖》《洛書》是另一種東西

漢代確實有大量以《河圖》《洛書》為名的書，屬於讖緯一類，內容是符命、災異、預言，用來論證某人當受天命。光武帝劉秀即位就大量借用這類文本。需要說清楚的是：這些書講的是政治預言，與後來那兩張黑白點數圖完全無關。

把漢代緯書的《河圖》與宋人畫的河圖當成一回事，是常見的誤解，而且後果不小：它會讓那兩張圖看起來比實際有據得多。漢代文獻裡出現“河圖”二字，只能證明當時有一部叫這個名字的預言書存在，不能證明那兩張點數圖當時已有。

這些緯書大多在南北朝以後陸續散失，隋唐兩代又屢遭禁燬，今天只能從明清學者的輯本里讀到零星殘篇。這也是為什麼關於它們的討論多半隻能停留在書名與殘句上，很難據以復原當時的完整面貌。

數字排列在漢代已經在用

這裡必須說另一半。三行三列那個數字排列，漢代文獻中已有明確記載。《大戴禮記·明堂》講明堂制度時列出“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正是九宮之數按位排開。《黃帝內經·靈樞·九宮八風》開篇即給出九宮的方位配數，用來討論八方之風與疾病。託名徐嶽的《數術記遺》也提到九宮算。所以幻方本身不是宋人的發明，它在漢代已經進入禮制與醫學；當時只稱九宮，沒有叫洛書。

實物方面還有一件關鍵證據。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出土了一具太一九宮佔盤，年代約在西元前165年。盤面按九宮分格，格中所填的數字排列，與後世所稱的洛書完全一致。這件器物把九宮數字排列的實際使用年代，牢牢地釘在了西漢初年，比宋人畫出那張圖早了一千二百多年。

它同時也把問題說清楚了：漢代人確實在用這套數字，而且用得很熟練；他們沒有做的，是把它畫成一張叫作洛書的黑白點圖，並宣稱它出自遠古。數字是老的，圖是新的，名與圖的繫結更新——這三件事的年代必須分開來記。

宋代：圖被畫出來

關鍵的轉折在北宋。劉牧《易數鉤隱圖》給出了成套的易圖，其中包括這兩張點數圖，這是今天所見圖形的最早來源。但要注意，劉牧的定名與今天相反：他以九數之圖為河圖，以十數之圖為洛書。南宋朱熹與蔡元定編《易學啟蒙》，改以十數為河圖、九數為洛書，此後成為定說，一直用到今天。

這段經過對傳統說法的殺傷力，比任何外部批評都大。如果這兩張圖真的記錄著天地之數的本原，兩位大學者不會在哪一張叫什麼上各執一詞，更不會由後來的一位逕行改定而成為定說。一項發現的名稱，不會任由後世編者隨意對調。

宋代圖書之學的背景

河洛之圖不是孤立出現的，它屬於宋代興起的一整套“圖書之學”。周敦頤的《太極圖說》、邵雍的先天之學、各種卦變圖與方點陣圖，都在這個時期成形，其中不少經由道教內部的傳授譜系而來，宋人自己就有陳摶傳種放、种放傳穆修與李之才、再下傳劉牧與邵雍一類說法。

這批圖所做的事很要緊：它把原本靠文字講的道理變成了可看的結構。此後對易學、理學與道教影像的影響極大。理解這一點，就不會把河洛之圖看成一件孤例或一次憑空捏造，而會看到它是一次系統性的知識形式轉變——無論對這兩張圖本身作何結論，這一轉變在中國思想史上都是真正重要的一節。

清代考據把這件事定案了

懷疑從宋代就有，到清初形成了系統論證。黃宗羲《易學象數論》、黃宗炎《圖學辨惑》、毛奇齡《河圖洛書原舛編》逐一檢核宋人易圖的來歷，胡渭《易圖明辨》則最為徹底，把每一張圖的出處、傳授、異說排比清楚，結論是這些圖皆宋人所作，與先秦文獻所稱的河圖洛書無關。

這場考據的來歷值得強調：結論出自中國學者，用的是中國的文獻方法，時間在十七、十八世紀，早於任何相關的西學傳入。今天若有人說質疑河洛是外來觀念，只要提一句胡渭就夠了。

幻方不是中國獨有

還有一條旁證值得知道。三階及更高階的幻方在印度、伊斯蘭世界、歐洲、日本都獨立出現過，歐洲最有名的例子是丟勒1514年版畫《憂鬱》裡的四階幻方。同一個數學物件在互不相通的文明中反覆被發現，說明它是數論與組合的自然產物，任何認真擺弄數字的人遲早都會碰到它。

這個事實同時支援兩個方向相反的判斷，所以要說得仔細。洛書的數學部分是真的，正因為如此，它才會在互不相通的文明裡被反覆獨立發現。而它的宇宙論解釋是地方性的——別處發現同一個方陣的人，賦予了它完全不同的含義：在一種傳統裡是驅疫的護符，在另一種傳統裡是憂鬱與木星的象徵。一個能承載任何文化賦予它的意義的結構，本身並沒有在揭示什麼意義。

順帶把年代說一句。已知最早的三階幻方記載出自中國，也就是洛書這一系的材料；但印度的相關記載同樣很早，伊斯蘭世界在九世紀已經有了系統的構造方法，並把它推進到很高的階數。所以中國最早這個說法在現有證據下站得住，而中國獨有這個說法站不住。這兩句話在通俗讀物裡經常被混著講。

要點

• “河圖”“洛書”之名見於《尚書·顧命》與《易傳·繫辭》，但所指何物文獻未交代。
• 伏羲得圖、大禹得書的故事定型很晚，早期說法不一，屬層累形成。
• 漢代以《河圖》《洛書》為名的是讖緯預言之書，與後世的點數圖無關。
• 三行三列的九宮數在漢代已見於《大戴禮記·明堂》與《靈樞·九宮八風》，當時只稱九宮。
• 今天所見的兩張圖出自北宋劉牧，其定名與今相反；南宋朱熹、蔡元定的《易學啟蒙》才定為今說。
• 河洛之圖屬宋代圖書之學，與《太極圖說》、先天之學同時成形，多經道教傳授譜系而來。
• 清初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胡渭以考據定案：圖為宋人所作，非先秦之物。
• 幻方在印度、伊斯蘭、歐洲、日本獨立出現，說明數學部分普遍，宇宙論解釋是地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