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与洛书图式的起源与历史

这段考订本身也是中国学术史上最漂亮的一节之一——传统在这里用自己的方法纠正了自己，而且纠正得干净利落。

先说它们的地位。河图与洛书是整个传统里名气最大的图形之一，历来被当作《易经》的源头、五行的源头，也被当作风水与历法背后那套数字学的源头。凡要给一门术数找一个足够古老的出处，指向它们几乎是标准做法。

弄清那段时间差，是抵御两种常见错误的最好办法：一种是把这两张图当成真正的史前遗物，另一种是因为它晚出就把它当作毫无意义的装饰。两种都不对，理由下面会逐条讲。

名称最早出现在哪里

“河图”一词见于《尚书·顾命》，那里把它与大玉、夷玉、天球一同列为周王室的宝器，说明它是一件实物，但没有说是什么样子。《易传·系辞上》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把两者并称，作为圣人制作法度的依据。此外《礼记》《管子》等书也有零星提及。这些材料合起来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先秦确实有河图洛书之说，且被看得很重；至于所指为何物，文献没有交代，后人也无从复原。

需要注意《尚书·顾命》那一条的性质：它把河图与大玉、夷玉、天球并列，说明那是一件陈设在王室的实物，而不是一张图形。至于是玉是石、上面有没有纹样，文献一字未提。后人把它想象成一张画着黑白点的图，是宋以后的事。

传说的层累

流传最广的两个故事是：伏羲时有龙马负图出于黄河，伏羲据此画出八卦；大禹治水时有神龟负书出于洛水，大禹据此定九畴、划九州。但这两个故事的定型很晚，早期文献里得图之人说法不一，有归于黄帝的，有归于尧舜的，也有说汤武受命时出现的。

同一件事有多个版本、且版本随时代增加细节，是层累地造成古史的典型特征。这类传说的价值在于反映后人对上古的想象，不能当作事件记录来读——正如《创世记》记录的是古以色列人的宇宙观，不是地质史。

神龟负书那一支还有一条容易被忽略的线索。《尚书·洪范》记箕子向周武王陈述治国九类大法，即所谓洪范九畴，篇中说这九畴是上天赐给大禹的。后人把洪范九畴与洛书的九个数字对应起来，于是洛出书这个说法就有了具体内容。但《洪范》原文只说天赐九类法则，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数字、方格或神龟。把九畴读成九宫，是汉代以后的比附。

这个例子很典型：一段本来讲政治伦理的文字，因为出现了九这个数，被接到了数字图式上，从此两者被当作一回事。追溯这类接合发生在什么时候、由谁完成，正是下面几节要做的事。

汉代的《河图》《洛书》是另一种东西

汉代确实有大量以《河图》《洛书》为名的书，属于谶纬一类，内容是符命、灾异、预言，用来论证某人当受天命。光武帝刘秀即位就大量借用这类文本。需要说清楚的是：这些书讲的是政治预言，与后来那两张黑白点数图完全无关。

把汉代纬书的《河图》与宋人画的河图当成一回事，是常见的误解，而且后果不小：它会让那两张图看起来比实际有据得多。汉代文献里出现“河图”二字，只能证明当时有一部叫这个名字的预言书存在，不能证明那两张点数图当时已有。

这些纬书大多在南北朝以后陆续散失，隋唐两代又屡遭禁毁，今天只能从明清学者的辑本里读到零星残篇。这也是为什么关于它们的讨论多半只能停留在书名与残句上，很难据以复原当时的完整面貌。

数字排列在汉代已经在用

这里必须说另一半。三行三列那个数字排列，汉代文献中已有明确记载。《大戴礼记·明堂》讲明堂制度时列出“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正是九宫之数按位排开。《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开篇即给出九宫的方位配数，用来讨论八方之风与疾病。托名徐岳的《数术记遗》也提到九宫算。所以幻方本身不是宋人的发明，它在汉代已经进入礼制与医学；当时只称九宫，没有叫洛书。

实物方面还有一件关键证据。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了一具太一九宫占盘，年代约在公元前165年。盘面按九宫分格，格中所填的数字排列，与后世所称的洛书完全一致。这件器物把九宫数字排列的实际使用年代，牢牢地钉在了西汉初年，比宋人画出那张图早了一千二百多年。

它同时也把问题说清楚了：汉代人确实在用这套数字，而且用得很熟练；他们没有做的，是把它画成一张叫作洛书的黑白点图，并宣称它出自远古。数字是老的，图是新的，名与图的绑定更新——这三件事的年代必须分开来记。

宋代：图被画出来

关键的转折在北宋。刘牧《易数钩隐图》给出了成套的易图，其中包括这两张点数图，这是今天所见图形的最早来源。但要注意，刘牧的定名与今天相反：他以九数之图为河图，以十数之图为洛书。南宋朱熹与蔡元定编《易学启蒙》，改以十数为河图、九数为洛书，此后成为定说，一直用到今天。

这段经过对传统说法的杀伤力，比任何外部批评都大。如果这两张图真的记录着天地之数的本原，两位大学者不会在哪一张叫什么上各执一词，更不会由后来的一位径行改定而成为定说。一项发现的名称，不会任由后世编者随意对调。

宋代图书之学的背景

河洛之图不是孤立出现的，它属于宋代兴起的一整套“图书之学”。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邵雍的先天之学、各种卦变图与方位图，都在这个时期成形，其中不少经由道教内部的传授谱系而来，宋人自己就有陈抟传种放、种放传穆修与李之才、再下传刘牧与邵雍一类说法。

这批图所做的事很要紧：它把原本靠文字讲的道理变成了可看的结构。此后对易学、理学与道教图像的影响极大。理解这一点，就不会把河洛之图看成一件孤例或一次凭空捏造，而会看到它是一次系统性的知识形式转变——无论对这两张图本身作何结论，这一转变在中国思想史上都是真正重要的一节。

清代考据把这件事定案了

怀疑从宋代就有，到清初形成了系统论证。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炎《图学辨惑》、毛奇龄《河图洛书原舛编》逐一检核宋人易图的来历，胡渭《易图明辨》则最为彻底，把每一张图的出处、传授、异说排比清楚，结论是这些图皆宋人所作，与先秦文献所称的河图洛书无关。

这场考据的来历值得强调：结论出自中国学者，用的是中国的文献方法，时间在十七、十八世纪，早于任何相关的西学传入。今天若有人说质疑河洛是外来观念，只要提一句胡渭就够了。

幻方不是中国独有

还有一条旁证值得知道。三阶及更高阶的幻方在印度、伊斯兰世界、欧洲、日本都独立出现过，欧洲最有名的例子是丢勒1514年版画《忧郁》里的四阶幻方。同一个数学对象在互不相通的文明中反复被发现，说明它是数论与组合的自然产物，任何认真摆弄数字的人迟早都会碰到它。

这个事实同时支持两个方向相反的判断，所以要说得仔细。洛书的数学部分是真的，正因为如此，它才会在互不相通的文明里被反复独立发现。而它的宇宙论解释是地方性的——别处发现同一个方阵的人，赋予了它完全不同的含义：在一种传统里是驱疫的护符，在另一种传统里是忧郁与木星的象征。一个能承载任何文化赋予它的意义的结构，本身并没有在揭示什么意义。

顺带把年代说一句。已知最早的三阶幻方记载出自中国，也就是洛书这一系的材料；但印度的相关记载同样很早，伊斯兰世界在九世纪已经有了系统的构造方法，并把它推进到很高的阶数。所以中国最早这个说法在现有证据下站得住，而中国独有这个说法站不住。这两句话在通俗读物里经常被混着讲。

要点

• “河图”“洛书”之名见于《尚书·顾命》与《易传·系辞》，但所指何物文献未交代。
• 伏羲得图、大禹得书的故事定型很晚，早期说法不一，属层累形成。
• 汉代以《河图》《洛书》为名的是谶纬预言之书，与后世的点数图无关。
• 三行三列的九宫数在汉代已见于《大戴礼记·明堂》与《灵枢·九宫八风》，当时只称九宫。
• 今天所见的两张图出自北宋刘牧，其定名与今相反；南宋朱熹、蔡元定的《易学启蒙》才定为今说。
• 河洛之图属宋代图书之学，与《太极图说》、先天之学同时成形，多经道教传授谱系而来。
• 清初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以考据定案：图为宋人所作，非先秦之物。
• 幻方在印度、伊斯兰、欧洲、日本独立出现，说明数学部分普遍，宇宙论解释是地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