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是怎麼來的

這一頁要做三件事：把兩套說法分開；交代近五十年出土文獻究竟證明了什麼；然後跟著這本書走過那幾個決定它含義的時期。最後談它如何傳到中國以外——這一節比聽起來重要，因為今天多數西文讀者遇到的那個《易經》，正是被這段旅程塑造出來的。

傳統的說法

按照通行的故事，這本書有四位作者，前後跨越大約一千年。

八卦歸於伏羲。他是傳說時代的文化英雄，據說從鳥獸之文和天地之象裡看出了這八個符號，並且據此發明了文字、網罟以及許多別的東西。六十四卦和掛在卦上的那段簡短卦辭歸於周文王，據說是他被商紂囚於羑里時所作。附在各爻上的爻辭歸於他的兒子周公。而那些哲學性的附篇，也就是十翼，歸於孔子。

這個序列很漂亮，而且幹著一件具體的活：它給這本書配上了神話的來頭、王者的來頭、王朝的來頭，再加一位聖人的背書；四樣合起來，正好證成它“群經之首”的地位。這是一項關於權威的主張，不是一份成書記錄。

四項歸屬沒有一項經得起檢驗。伏羲不是歷史人物。文王羑里作《易》至多是個敘事框架。父子分工是後人整理出來的整齊。至於十翼出自孔子，中國學者在西方漢學到來之前很久就已經從語言和內容兩方面提出過懷疑。

還有一點值得補上：這套說法在中國內部並非無人質疑，而質疑的歷史很長。宋代已有學者指出十翼文體前後不一，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清代考據一路更把語言、稱謂、制度上的破綻逐條擺開。也就是說，懷疑傳統作者說不是近代才有的立場，也不是外來的立場，它一直是這個傳統自身的一部分。今天普及本上那套整齊的四作者敘述，反倒是把內部爭論抹平之後的結果。

史學能確定的部分

古經編成於西周，大概在西元前九世紀到八世紀之間，材料是長期積累下來的佔問記錄。它的語言是早期的，套語是行業性的，講的事情則是青銅時代宮廷的日常：祭祀、征伐、田獵、婚媾、行旅、俘獲、疾病。

從形態上看，它更像一部編成的集子，而不是一部撰作。有些語句反覆出現，像是從一批現成斷語裡取用的。有些爻辭與所在卦的關係很鬆，甚至看不出關係。個別地方還留著押韻和節奏，這指向文字之前的口頭傳承。最省事的描述是：職業卜人記下套語與應驗，這些記錄被圍繞一組六十四個符號編排起來，到某個時候，這個編排定了型。

關於早期使用，還有一批獨立證據來自史書。《左傳》和《國語》記述春秋之事，其中有若干條朝堂之上起卦、解卦的例子。這些段落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它們呈現的是這本書還沒有哲學化之前的用法：解釋是就事論事的，有時當場有人不同意，偶爾還會被一位大臣頂回去——那人的理由是德行比卦象更要緊。

出土文獻改變了什麼

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三批發現改變了整個領域，而它們的含義至今沒有進入多數普及讀物。

一座西元前二世紀封閉的墓裡出土的帛書，抄有一個本子的古經，還附帶幾種此前完全不知道的傳。它的卦序不是通行卦序——這就說明我們熟悉的那個次序只是若干選項之一，而不是原有的特徵。它的部分傳採取問答體，處理這本書的方式與通行的十翼並不吻合。

一批西元前四世紀後期墓中的竹簡，提供了更早的古經見證。它確認經文當時已經大體是我們手上這個樣子，這把定型的年代往前推了，也把若干關於個別字的長期爭論了結了。

另有一些發現，找回了與《易》有關但並非同一部書的卜筮手冊殘篇。它們的重要性容易被忽略：它們說明通行的這一部，當年並不是同類手冊裡的唯一一部。它是活下來的那一部，而它能活下來，一部分原因是它被立為經典。

由此可得兩條一般性的結論。第一，古經比早年疑古一路所設想的更老、更穩定。第二，解釋傳統比通行說法所呈現的要雜得多、斷裂得多。並不存在一條從某個“原意”一路傳下來的線。

順便說一句閱讀上的提醒。出土文獻帶來的最大改變，其實不是某個字該怎麼讀，而是一種態度上的調整：面對這本書，合適的問題不再是“它原本是什麼意思”，而是“在某個具體時期、某一批人手裡，它被當成什麼在用”。前一個問題假定有一個失落的正解等著被找回來；後一個問題可以有證據，可以被檢驗，也更能說明這本書為什麼會活這麼久。

十翼：它是怎麼變成哲學的

十翼是整個故事的樞紐。它不是一部書，而是一批年代、體式、意圖各不相同的文字，被歸在一個標籤底下，後來印成了這本書的一部分。

其中有的是逐句解釋卦名與卦辭的訓解。有的是系統處理八卦及其對應關係的。而被引用最多的那一篇，是一篇鋪陳之作，把這本書講成一個宇宙的模型：天地為兩個本原之稱，剛柔往復，生成不已而無一個立在外面的製作者，聖人則是那個能讀出這一過程之趨向並順之而動的人。

這些文字寫成的時間跨越好幾個世紀，大略從戰國到西漢初。動筆的是一批繼承了卜筮手冊、卻希望它講的是實在之結構的學者。他們做得如此徹底，以致今天多數讀者以為這本手冊從來就是在講那些事。

他們添了什麼，值得說得精確一點。古經不使用陰陽這一對詞。古經不描述宇宙。古經裡沒有一套關於變化的理論。所有這些都是隨附傳而來的，而且是用戰國晚期思想論辯的語彙來的——這恰恰是它們應該來自的地方。

另外要說明的是，十翼在體例上被“印進”這本書這件事本身也有歷史。早期經與傳是分開的，各自成篇；後來才逐漸被排在相應的卦下，與經文混排。這個排版上的變化影響很大：一旦某段解說緊挨著卦辭印出來，讀者就很難再把它當成後人的意見，而會自然讀成經文的延伸。今天不少人以為“《易經》裡說”的那些話，其實是排版造成的錯覺。

立經與科舉

到了漢代，這本書被定為五經之一，而這項決定支配了此後兩千年。經典地位帶來了官定本、專門的博士、官修的註疏，以及在士人教育中的永久位置。

其中最要緊的後果是行政性的。一旦經典成了科舉的科目，每個應試者就必須精熟某一家欽定的注。這造出了一代又一代能夠熟練引經的官員；同時也意味著，任何一個時代的“正解”，既是學術事實，也是政治事實。當朝廷改換以哪一家注為準，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所認為的這本書的含義也就跟著改了。

它還造出了本部分別處提到的那種雙重生活：同一部書，既是統治階層的必修科目，又是街頭攤上的營生工具。這兩種用法平行運行了中國有記載歷史的大部分時間，彼此有時還相當輕蔑。

兩次大的重新解釋

有兩次註釋上的轉向，對今天怎麼讀這本書的影響超過其餘各次。

第一次在西元三世紀。一位年輕的注家削去了漢儒圍著卦爻搭起來的那套繁複對應——把卦配月份、方位、律呂和歷數的那一整套——轉而把經文讀作關於處境、時機與人事的一組陳述。他的注，後來與另一人續成的部分一起流傳，成了此後數百年的標準。西文讀者在這本書裡覺得哲學上動人的東西，多半是這一路讀法的後裔。

第二次在宋代。一批思想者圍著卦爻重建了一套宇宙論，做出了今天幾乎每個本子都要印的那些圖，並且就數與理的關係反覆論辯。其中影響最大的一種讀法，把爻辭解成嚴格的道德與政治判斷，同時又重新替“佔”的正當性作了辯護。這個組合在後世成了正統，也就是傳到近代的那一種讀法。

點出這兩次轉向，不是為了多添兩個要記的名字。要點在於：一個不知道這兩件事發生過的讀者，會把某一項註釋工程的成果，誤認作一部古書的本來面目。

這兩次轉向之間還有一段常被跳過的過程。漢代那一整套象數之學並沒有真的消失，它退到了曆法、術數和醫方的領域裡繼續運轉；宋人重建宇宙論時，取用的正是這批一直在民間與技術行業裡活著的材料。所以“王弼掃象、宋儒復象”這種簡潔的敘述並不準確：象數從來沒有被掃乾淨，只是在士人經學的正面舞臺上一度不受重視而已。

它在後世思想中的位置

除了註疏本身，這本書還提供了一套滲進幾乎每一個技術領域的語彙。醫書用卦象對應來描述身體過程。兵書借卦名來指稱某類戰略局面。樂律、農事、營造、禮制都取用這套對應。道教丹書把卦爻當作內在轉化各階段的記號，而這正是它們出現在道觀牆上的那條路徑。

其中一部分用法在技術上是認真的。相當大一部分只是裝飾，等於讀書人一句有教養的漂亮話。能分辨這兩者是一項真有用的本事；而誠實的說法是：這件事往往很難。

它是怎麼傳到中國以外的

十七世紀以後在華的耶穌會士細讀中國經典，其中一位曾就卦圖與萊布尼茨通訊。萊布尼茨當時正在做二進位制算術，他認為自己在這些古圖裡看見了自己的系統。這就是“《易經》預見了二進位制計算”這一說法的來源。這個說法是一次被搬進中國文本的歐洲讀法，不是在其中的一項發現。

耶穌會學者做的一個拉丁文譯本，在十九世紀付印之前很久就以稿本流傳。第一個被廣泛閱讀的英譯本出現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套亞洲經籍譯叢中的一冊；它審慎，註釋極詳，行文則用了維多利亞時代譯者對待任何他們視為神聖之物時所用的那種高擡語調。

真正讓這本書在西方出名的，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完成的一個德譯本。譯者是一位傳教士，與一位舊學出身的中國學者密切合作。它呈現的是宋人那一路讀法，哲學語彙一併保留，是一部漂亮而解釋成分極重的書。它的英譯本在二十世紀中葉出版，前面有一位著名心理學家的序，此後兩代人以它為標準，六十年代反主流文化對這本書的接受也是以它為底本。

從九十年代起，出現了另一類譯本：把古經復原成青銅時代卜筮手冊的譯本，依據出土文獻的譯本，以及只譯某一家指定註疏而不做混合的譯本。它們遠不那麼好引用，資訊量卻大得多。

它在中國以外的東亞也有自己的歷史。朝鮮、日本、越南計程車人同樣以它為經典，同樣通過某一家注去讀，而各地採用的注家和側重並不一致。日本江戶時代出現過把《易》與兵學、醫學結合的專門著作；朝鮮的經學傳統在義理一路上走得很深。這一段通常不出現在西文介紹裡，但它提醒我們一件事：這本書的傳播史不是“從中國到西方”一條線，而是好幾條同時展開的線。

知道這段歷史之後該怎麼讀

以上種種，有三條實際的後果。

第一，你讀一個譯本，讀到的其實是一家注——不論它是否宣告。所以要問是哪一家。把古經譯成青銅時代卜筮的譯本，和把它譯成道德哲學的譯本，兩者都站得住，而它們彼此不會相像。

第二，多數讀者珍視的那些哲學內容確實古老，但不是原有的。知道它是後加的，並不使它不值得讀；但把它歸到最早的那一層，是個錯誤。

第三，關於某種秘密原意不絕如線地傳下來的說法，是支援不了的。文獻證據顯示，在我們能夠觸及的最早階段，情況已經是多樣的。這本書背後沒有一個可以復原的單一意圖，去找它是走錯了方向。

要點

• 四作者的傳統說法是一項權威宣告，不是成書記錄；四項歸屬沒有一項站得住。

• 古經編成於西周，材料是積累下來的佔問記錄，形態上是編集而非撰作。

• 出土文獻顯示經文定型很早，但卦序和解釋傳統都不曾統一。

• 十翼晚出數百年，添上了宇宙論、陰陽語彙和變化理論——多數讀者以為這些本來就在裡面。

• 立經與科舉使“以哪一家為準”成了政治問題，而此後兩次重新解釋決定了這本書今天看起來在說什麼。

• 最著名的那個西文譯本傳的是宋人一路讀法；近三十年的學術譯本與它分歧極大，而且是有意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