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怎么来的

这一页要做三件事：把两套说法分开；交代近五十年出土文献究竟证明了什么；然后跟着这本书走过那几个决定它含义的时期。最后谈它如何传到中国以外——这一节比听起来重要，因为今天多数西文读者遇到的那个《易经》，正是被这段旅程塑造出来的。

传统的说法

按照通行的故事，这本书有四位作者，前后跨越大约一千年。

八卦归于伏羲。他是传说时代的文化英雄，据说从鸟兽之文和天地之象里看出了这八个符号，并且据此发明了文字、网罟以及许多别的东西。六十四卦和挂在卦上的那段简短卦辞归于周文王，据说是他被商纣囚于羑里时所作。附在各爻上的爻辞归于他的儿子周公。而那些哲学性的附篇，也就是十翼，归于孔子。

这个序列很漂亮，而且干着一件具体的活：它给这本书配上了神话的来头、王者的来头、王朝的来头，再加一位圣人的背书；四样合起来，正好证成它“群经之首”的地位。这是一项关于权威的主张，不是一份成书记录。

四项归属没有一项经得起检验。伏羲不是历史人物。文王羑里作《易》至多是个叙事框架。父子分工是后人整理出来的整齐。至于十翼出自孔子，中国学者在西方汉学到来之前很久就已经从语言和内容两方面提出过怀疑。

还有一点值得补上：这套说法在中国内部并非无人质疑，而质疑的历史很长。宋代已有学者指出十翼文体前后不一，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清代考据一路更把语言、称谓、制度上的破绽逐条摆开。也就是说，怀疑传统作者说不是近代才有的立场，也不是外来的立场，它一直是这个传统自身的一部分。今天普及本上那套整齐的四作者叙述，反倒是把内部争论抹平之后的结果。

史学能确定的部分

古经编成于西周，大概在公元前九世纪到八世纪之间，材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占问记录。它的语言是早期的，套语是行业性的，讲的事情则是青铜时代宫廷的日常：祭祀、征伐、田猎、婚媾、行旅、俘获、疾病。

从形态上看，它更像一部编成的集子，而不是一部撰作。有些语句反复出现，像是从一批现成断语里取用的。有些爻辞与所在卦的关系很松，甚至看不出关系。个别地方还留着押韵和节奏，这指向文字之前的口头传承。最省事的描述是：职业卜人记下套语与应验，这些记录被围绕一组六十四个符号编排起来，到某个时候，这个编排定了型。

关于早期使用，还有一批独立证据来自史书。《左传》和《国语》记述春秋之事，其中有若干条朝堂之上起卦、解卦的例子。这些段落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们呈现的是这本书还没有哲学化之前的用法：解释是就事论事的，有时当场有人不同意，偶尔还会被一位大臣顶回去——那人的理由是德行比卦象更要紧。

出土文献改变了什么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三批发现改变了整个领域，而它们的含义至今没有进入多数普及读物。

一座公元前二世纪封闭的墓里出土的帛书，抄有一个本子的古经，还附带几种此前完全不知道的传。它的卦序不是通行卦序——这就说明我们熟悉的那个次序只是若干选项之一，而不是原有的特征。它的部分传采取问答体，处理这本书的方式与通行的十翼并不吻合。

一批公元前四世纪后期墓中的竹简，提供了更早的古经见证。它确认经文当时已经大体是我们手上这个样子，这把定型的年代往前推了，也把若干关于个别字的长期争论了结了。

另有一些发现，找回了与《易》有关但并非同一部书的卜筮手册残篇。它们的重要性容易被忽略：它们说明通行的这一部，当年并不是同类手册里的唯一一部。它是活下来的那一部，而它能活下来，一部分原因是它被立为经典。

由此可得两条一般性的结论。第一，古经比早年疑古一路所设想的更老、更稳定。第二，解释传统比通行说法所呈现的要杂得多、断裂得多。并不存在一条从某个“原意”一路传下来的线。

顺便说一句阅读上的提醒。出土文献带来的最大改变，其实不是某个字该怎么读，而是一种态度上的调整：面对这本书，合适的问题不再是“它原本是什么意思”，而是“在某个具体时期、某一批人手里，它被当成什么在用”。前一个问题假定有一个失落的正解等着被找回来；后一个问题可以有证据，可以被检验，也更能说明这本书为什么会活这么久。

十翼：它是怎么变成哲学的

十翼是整个故事的枢纽。它不是一部书，而是一批年代、体式、意图各不相同的文字，被归在一个标签底下，后来印成了这本书的一部分。

其中有的是逐句解释卦名与卦辞的训解。有的是系统处理八卦及其对应关系的。而被引用最多的那一篇，是一篇铺陈之作，把这本书讲成一个宇宙的模型：天地为两个本原之称，刚柔往复，生成不已而无一个立在外面的制作者，圣人则是那个能读出这一过程之趋向并顺之而动的人。

这些文字写成的时间跨越好几个世纪，大略从战国到西汉初。动笔的是一批继承了卜筮手册、却希望它讲的是实在之结构的学者。他们做得如此彻底，以致今天多数读者以为这本手册从来就是在讲那些事。

他们添了什么，值得说得精确一点。古经不使用阴阳这一对词。古经不描述宇宙。古经里没有一套关于变化的理论。所有这些都是随附传而来的，而且是用战国晚期思想论辩的语汇来的——这恰恰是它们应该来自的地方。

另外要说明的是，十翼在体例上被“印进”这本书这件事本身也有历史。早期经与传是分开的，各自成篇；后来才逐渐被排在相应的卦下，与经文混排。这个排版上的变化影响很大：一旦某段解说紧挨着卦辞印出来，读者就很难再把它当成后人的意见，而会自然读成经文的延伸。今天不少人以为“《易经》里说”的那些话，其实是排版造成的错觉。

立经与科举

到了汉代，这本书被定为五经之一，而这项决定支配了此后两千年。经典地位带来了官定本、专门的博士、官修的注疏，以及在士人教育中的永久位置。

其中最要紧的后果是行政性的。一旦经典成了科举的科目，每个应试者就必须精熟某一家钦定的注。这造出了一代又一代能够熟练引经的官员；同时也意味着，任何一个时代的“正解”，既是学术事实，也是政治事实。当朝廷改换以哪一家注为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所认为的这本书的含义也就跟着改了。

它还造出了本部分别处提到的那种双重生活：同一部书，既是统治阶层的必修科目，又是街头摊上的营生工具。这两种用法平行运行了中国有记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彼此有时还相当轻蔑。

两次大的重新解释

有两次注释上的转向，对今天怎么读这本书的影响超过其余各次。

第一次在公元三世纪。一位年轻的注家削去了汉儒围着卦爻搭起来的那套繁复对应——把卦配月份、方位、律吕和历数的那一整套——转而把经文读作关于处境、时机与人事的一组陈述。他的注，后来与另一人续成的部分一起流传，成了此后数百年的标准。西文读者在这本书里觉得哲学上动人的东西，多半是这一路读法的后裔。

第二次在宋代。一批思想者围着卦爻重建了一套宇宙论，做出了今天几乎每个本子都要印的那些图，并且就数与理的关系反复论辩。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读法，把爻辞解成严格的道德与政治判断，同时又重新替“占”的正当性作了辩护。这个组合在后世成了正统，也就是传到近代的那一种读法。

点出这两次转向，不是为了多添两个要记的名字。要点在于：一个不知道这两件事发生过的读者，会把某一项注释工程的成果，误认作一部古书的本来面目。

这两次转向之间还有一段常被跳过的过程。汉代那一整套象数之学并没有真的消失，它退到了历法、术数和医方的领域里继续运转；宋人重建宇宙论时，取用的正是这批一直在民间与技术行业里活着的材料。所以“王弼扫象、宋儒复象”这种简洁的叙述并不准确：象数从来没有被扫干净，只是在士人经学的正面舞台上一度不受重视而已。

它在后世思想中的位置

除了注疏本身，这本书还提供了一套渗进几乎每一个技术领域的语汇。医书用卦象对应来描述身体过程。兵书借卦名来指称某类战略局面。乐律、农事、营造、礼制都取用这套对应。道教丹书把卦爻当作内在转化各阶段的记号，而这正是它们出现在道观墙上的那条路径。

其中一部分用法在技术上是认真的。相当大一部分只是装饰，等于读书人一句有教养的漂亮话。能分辨这两者是一项真有用的本事；而诚实的说法是：这件事往往很难。

它是怎么传到中国以外的

十七世纪以后在华的耶稣会士细读中国经典，其中一位曾就卦图与莱布尼茨通信。莱布尼茨当时正在做二进制算术，他认为自己在这些古图里看见了自己的系统。这就是“《易经》预见了二进制计算”这一说法的来源。这个说法是一次被搬进中国文本的欧洲读法，不是在其中的一项发现。

耶稣会学者做的一个拉丁文译本，在十九世纪付印之前很久就以稿本流传。第一个被广泛阅读的英译本出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一套亚洲经籍译丛中的一册；它审慎，注释极详，行文则用了维多利亚时代译者对待任何他们视为神圣之物时所用的那种高擡语调。

真正让这本书在西方出名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完成的一个德译本。译者是一位传教士，与一位旧学出身的中国学者密切合作。它呈现的是宋人那一路读法，哲学语汇一并保留，是一部漂亮而解释成分极重的书。它的英译本在二十世纪中叶出版，前面有一位著名心理学家的序，此后两代人以它为标准，六十年代反主流文化对这本书的接受也是以它为底本。

从九十年代起，出现了另一类译本：把古经复原成青铜时代卜筮手册的译本，依据出土文献的译本，以及只译某一家指定注疏而不做混合的译本。它们远不那么好引用，信息量却大得多。

它在中国以外的东亚也有自己的历史。朝鲜、日本、越南的士人同样以它为经典，同样通过某一家注去读，而各地采用的注家和侧重并不一致。日本江户时代出现过把《易》与兵学、医学结合的专门著作；朝鲜的经学传统在义理一路上走得很深。这一段通常不出现在西文介绍里，但它提醒我们一件事：这本书的传播史不是“从中国到西方”一条线，而是好几条同时展开的线。

知道这段历史之后该怎么读

以上种种，有三条实际的后果。

第一，你读一个译本，读到的其实是一家注——不论它是否声明。所以要问是哪一家。把古经译成青铜时代卜筮的译本，和把它译成道德哲学的译本，两者都站得住，而它们彼此不会相像。

第二，多数读者珍视的那些哲学内容确实古老，但不是原有的。知道它是后加的，并不使它不值得读；但把它归到最早的那一层，是个错误。

第三，关于某种秘密原意不绝如线地传下来的说法，是支持不了的。文献证据显示，在我们能够触及的最早阶段，情况已经是多样的。这本书背后没有一个可以复原的单一意图，去找它是走错了方向。

要点

• 四作者的传统说法是一项权威声明，不是成书记录；四项归属没有一项站得住。

• 古经编成于西周，材料是积累下来的占问记录，形态上是编集而非撰作。

• 出土文献显示经文定型很早，但卦序和解释传统都不曾统一。

• 十翼晚出数百年，添上了宇宙论、阴阳语汇和变化理论——多数读者以为这些本来就在里面。

• 立经与科举使“以哪一家为准”成了政治问题，而此后两次重新解释决定了这本书今天看起来在说什么。

• 最著名的那个西文译本传的是宋人一路读法；近三十年的学术译本与它分歧极大，而且是有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