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词与文学

本栏目讲这个传统的发展、它所用的体式、与道家思想关系最近的那一股，以及“读译本”这件事所带来的不小的麻烦。

诗为什么这样要紧

有几件事合在一起，给了诗这个位置，值得分开来说。

在制度上，唐代及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科举要考诗赋。一个求取功名的人必须能当场作出合格的律诗，这意味着帝国境内每一个读书人都在这上面下过功夫。

在社交上，诗是人情的通货。它用来送别、题赠、谢主人、慰唁，以及在见面无从谈起的距离上维系友谊。传世诗作中很大一部分，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应酬之作。

在政治上，诗允许曲折的言说。不能明说的批评，可以通过用典、以史为鉴，或者借闺怨诗的成规来表达——一位被冷落的妻子，代指一位失宠的臣子。读者受过训练，会去找这些层次。

在思想上，诗被认为能显出作者其人。最古老的说法“诗言志”，使作诗成了一种自我表露，因而也成了一件在道德上受关注的事。

主要的体式

诗是核心的体式，涵盖了“中国古典诗歌”这个说法所指的大部分内容。它分为较早的古体，与唐代定型的近体——后者对句长、押韵、平仄格式，以及对句之间的对仗，都有严格要求。

近体的标准形态是五言或七言的四句或八句。在八句的律诗中，中间两联必须对仗，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这在技术上要求很高，也造就了这一体式所特有的那种压缩而均衡的质地。

词从歌辞发展而来，是按既有的词牌填字，每个词牌有固定的句式与平仄。它在宋代达到高峰，一般比诗更私人，也更具音乐性。

赋是一种铺陈的长篇体式，韵散相间，与汉代相关联，好用繁复的罗列与词藻的铺排。

曲是更晚的歌唱体式，与戏剧相关，用语更口语化。

还有一点值得提醒：这几种体式在地位上并不平等。诗最尊，词长期被视为“诗余”，曲更次，赋则时兴时衰。这个高下之分影响了什么被保存、什么被散佚，因此传世作品的构成，反映的既是当时人写了什么，也是后人认为什么值得抄下去。

声调，以及翻译丢掉了什么

中国古典诗建立在一些无法在翻译中存活的特征之上；把这一点说老实，会改变读者的进入方式。

平仄格律是最大的损失。近体诗按固定的格式，让平声与仄声的音节交替。这产生了一种可与英诗格律相比的音乐结构，而它在译文中完全不可见。

压缩是第二项。文言省略人称、时态标记，往往连主语也省。一句五言所承载的，英文可能需要十五个词才说得出来，而译者不得不添上原文有意扣住的那份确指。

用典是第三项。一个词组可能指向前人的一首诗、一段史事，或一部经典，而受过教育的读者当下就能接住。注释能解释它们，却无法重现那种“认出来”的效果。

视觉形态是第四项。汉字本身带有可被利用的表意部件，而一首诗在纸面上那个整齐的方阵，也是它存在感的一部分。

这些都不意味着翻译没有意义。它意味着读者应当保持一份自觉：你拿到的是可转述的内容，而失去的是形式——在诗里，这不是小损失。

与道家相关的那一股

道家的观念塑造了这个传统中一股可以指认的潮流，不过那是一股潮流，而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学。

它的题材是隐逸、山水、语言的不足、寻常事物的乐趣，以及对功名与仕途的怀疑。它的姿态是退出，不过通常是由一个曾有仕途、又离开或失去了它的人所作的退出——而这给了这类诗它特有的张力。

五世纪的陶渊明是奠基性的人物。他辞去小官、归耕田园，写田亩、写饮酒、写菊，也写不必再假装之后的那份轻松。他的平淡在生前并不合时宜，此后却成了一切的范本。

唐代的王维写极为疏淡的山水诗，画面中除了一位被暗示的观者之外常无人迹；而他的佛教信念与任何道家成分同样明显。李白取用道教的意象、成仙的题材，以及一副纵酒远游的形象——不过这其中多少出于信念、多少出于表演，仍有争议。

要留神的是，把这一股叫作“道家诗”其实并不准确。写这些诗的人多数不是道教中人，他们的用语里也混着佛教与儒家的成分。更准确的说法是：这是一股共享着某些偏好的写作趣味，而道家为这些偏好提供了最现成的一套说辞。

隐逸这个难题

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难处值得说明，因为它影响到该怎样读这整股潮流。

退出仕途本身就是一种被认可的进身之途。以有原则的隐逸而闻名，可以抬高一个人的声望、改善他的前景；而君主也会去征召著名的隐士，以彰显自己的德行。有些隐士是真的对做官没有兴趣；另一些是没有差事；还有一些是在等。

这并不使这些诗变得不真诚，但它使简单的读法变得复杂。一首写田园之乐的诗，如果出自一位盼着被召回京城的人之手，就同时在做好几件事。这个传统对此是知道的，也拿它开过玩笑，而“假隐士”这个角色反复出现。

散文与更广的文学

诗占主导，但不是全部；有几种散文体式重要到值得一提。

小品文这一支，在游历、园林、器物与日常生活这类题材上，写出了极为简省的作品。这些篇什的调子比多数正式文章更接近受道家影响的诗，而它们被翻译得远远不够。

游记发展成了一个分量不轻的门类。关于登山、访观与览胜的记述，把描写、史事与个人感想融在一起，是了解那些地方当时究竟什么样、人们如何体验它们的最好来源之一。

《庄子》在这里值得作为文学、而不只是作为哲学被提及。它的寓言、对话与想象上的恣肆，使它成了两千年间的文体范本；那些对它的论点毫无兴趣的作者，也在模仿它的笔法。

小说发展得较晚，长期被视为末流。主要的白话长篇自明代起出现，其中有几部大量取用道教材料——尤其是那部关于一位僧人与一只猴子的取经故事，它通篇使用内丹的词汇，而这一点至今仍有争论。

诗中的武当

这座山出现在诗歌记录中，主要是作为山水题材，以及作为带有道教联想的处所——尤其在明代的营建抬高了它的地位之后。

写它的诗遵循游山题材的成规：登临、云气、离开尘世的感觉、隐约可见的宫观，以及不愿归去的心情。这些成规很古老，也为所有名山所共有；因此单凭文本内部的证据，写武当的诗与写泰山的诗有时很难分辨。

刻在山上的题铭保存了其中一部分材料，而碑石是了解“访客写了什么、什么时候写的”的真实来源。

怎样进入这个传统

同一首诗读几个不同的译本。译本之间的差异会告诉你歧义在哪里，而这比任何单一的版本都更有信息量。

从唐诗入手，那是这个传统最好进、也被翻译得最多的地方。

不要指望西方诗歌中那种私人告白式的声音。中国诗常常是应酬之作，题材循成规，而在紧的约束之内求表达——那是一种不同的美学，而不是一种较低的美学。

留意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含蓄是一个正面价值，而情感的分量往往落在一个意象或一处细节上，而不落在一句陈述上。

要点

• 诗在制度上是必修、在社交上有功能、在政治上有用处，这解释了它的核心位置。
• 近体诗对句长、押韵、平仄交替，以及对句之间的对仗都有严格规定。
• 翻译丢掉的是格律、压缩、用典与视觉形态，这是不小的损失，而不是细枝末节。
• 与道家相关的那一股关乎隐逸、山水与对仕途的怀疑，陶渊明是其奠基人物。
• 隐逸本身就是一种被认可的进身策略，这使得对退隐之诗的直白读法变得复杂。
• 同一首诗读几个译本，比任何单一版本都更能显出歧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