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的源流与传统

下面梳理这份记录：从它带有传说色彩的开端，到经典文本、大型编纂、与西方医学的相遇，以及二十世纪那场造就了今日所谓“中医”的重构。

传说中的开端

传统把药用植物的发现归于神农，说他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神话，传统内部也没有人把它当成历史记述来对待。

值得留意的是这个神话究竟说了什么。它描述的是通过系统性的尝试去发现，冒着相当大的个人风险，并且把中毒当作这个方法应付的代价。就“在没有化学的条件下，一部药典实际是怎样被攒起来的”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描述；比起后来许多说法，这个神话对过程反倒更诚实。

出土的证据

最早的确凿证据来自墓葬。封闭于公元前一六八年的马王堆写本中，有一部列举五十二种病症及其治法的文献，用到约二百四十种药物。它不是按理论组织的，而是一份“病症清单加上可以试试的东西”，其中有些明显属于巫术。

这在史学上要紧，因为它表明：实用的药典早于理论体系。在有人按性、味、归经去组织它们之前，药物就已经在被使用和被记录了。理论是后来的事，是被施加到早已在用的材料之上的。

《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是这个传统的奠基文本，约成于公元一至二世纪。我们今天所见的本子是辑佚重构的，从后世著作的引文中拼合而成，因为原书已佚。

它收载三百六十五种药物，这个数字是为了与一年的天数相合——这本身就透露出当时的组织本能。药物分为三品：上品养命，可以久服而无伤；中品治病，需要斟酌；下品攻疾，有毒，宜暂用即止。

这套三品之分，是这个传统在安全框架上的第一次尝试，就原理而言确实相当合理。它的弱点在于，归类依据的是对短期效应的观察，因此那些具有缓慢蓄积毒性的物质被放进了上品。朱砂，即硫化汞，就被归为宜于久服的上品。

三品之分还透露出另一件事：这个传统很早就意识到“药”与“毒”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楚的界线，区别在于用量与用法。这个见识本身是正确的，而且比后世“中药天然无害”这类通俗说法要高明得多。问题只在于，它没有配上任何能够检出慢性毒性的手段。

张仲景与方剂传统

公元二〇〇年前后，在一场据说夺去他自己家族大半人口的疫病之中，医家张仲景写出了后来被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著作。这大概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临床著作。

它的创新在于系统性。它不是拿一味药去对一个症状，而是拿一首方去对一组证候，并且把这些证候组织成疾病演进的阶段。它同时也确立了方剂配伍的结构逻辑，让各味药担任界定好的角色。

出自这部书的方剂至今仍在每天使用。这是一段了不起的延续，值得承认；同时也要指出，延续不等于有效。

唐代与国家药典

七世纪的孙思邈编成两部体量庞大的汇编，涵盖方剂、诊断、医德与调养。他论医者应具备何种品格的那篇文字，是任何传统中最早的成篇医学伦理之一，其中坚持不论贵贱一视同仁地对待病人。

公元六五九年，唐政府颁行《新修本草》，这是由国家机构主持修订的本草，插图依据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标本绘制。它一般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行的药典，比欧洲的同类早了许多个世纪。

孙思邈还有一点常被忽略：他反复告诫医者不要迷信偏方与灵验之说，主张凡药必审其性、凡方必察其证。这类告诫之所以要写下来，正说明当时轻信之风很盛。传统内部对轻信的警觉，一向比外界以为的要强。

宋代的刊刻与标准化

宋代通过印刷改变了这个领域。医书由官方机构刊刻，这意味着流通的是标准化的本子，而不再是各家各派各自持有的抄本异文。

官府还设立了制售成药的药局，并颁行了规定其配伍的方书。这是“制造出来的中成药”区别于“逐人配伍的处方”的开端，今天售卖的许多成方，都是从这一举措衍生下来的。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花了将近三十年，成书于一五七八年，刊行于他身后。全书收载约一千九百种药物、一万一千余首方剂，并且按自然类属而非传统的三品，把整部本草重新编排了一遍。

使它与众不同的是他的方法。他行走各地、采集标本，向农人、渔人和猎户当面请教，凡发现前代权威有误便加以订正。他对丹家传统有明确的批评，并对前人推荐过的矿物药提出告诫。

简而言之，他所做的事已经接近经验性的博物学，而这部书在医学之外也被尊为中国科学史上的一座地标。

金元时期的争论

十二到十四世纪之间，这个传统经历了它争论最激烈的一段时期。这一段值得知道，因为它推翻了“一套统一的学说原封不动地传下来”这个印象。

按惯例，有四位医家被合称为这一时代的大家，而他们彼此分歧甚大。一位主张多数疾病源于火热，当以寒凉之药治之。另一位主张治病当用峻猛的攻下与祛邪之法。第三位把多数疾病的根源定位在脾胃，强调补土健运。第四位则认为人身常阳有余而阴不足，并据此立方。

这些不是侧重上的细微差别，而是关于“什么导致疾病”的彼此不相容的说法，并且对同一种表现给出相反的治法。这些争论是在刊本上进行的，各方都引经据典以为己助。

其意义有两层。它显示这个传统确实具备自我批评与内部争辩的能力。它同时也显示，诉诸经典权威并不能了结问题，因为各方手里都握有经典权威。

温病学说

自十七世纪起，围绕疫病发热的治疗又形成了一场重大分歧。张仲景的伤寒框架已经主导了十四个世纪，而江南一带的一批医家主张：把它套用到他们所见的那些疫病上，是有害的。

他们发展出另一套框架，描述疾病依不同层次递进，并在旧传统主张温散的地方，改用清凉滋润之法。吴又可在一六四二年一场惨烈的疫病期间著书，走得更远：他提出疫病由特定的外来之物经口鼻侵入所致，且各病所感不同。

这个提法有时被说成预见了细菌学说。这个比较应当谨慎对待，因为他没有任何办法去指认或证实这类致病之物；但他的推理确实是推断性的，而不是教条性的——他观察到这些疾病的表现与经典所述不同，因而断定经典并不完备。

温病学派的兴起还说明了一件事：这个传统的重大推进，往往由疫病所逼出。当既有的框架在大规模死亡面前失效时，改动才真正发生。这与“学问在承平年代由师徒慢慢磨出来”的想象不太一样。

与西方医学的相遇

自十九世纪起，西方医学随着教会医院和殖民机构进入中国，而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不自在。

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已经分裂。有人视传统医学为现代化的障碍，主张废止。一九二九年，一项废止中医的提案在全国性的卫生会议上获得通过，直到执业者组织起大规模抗议之后才被撤回。

这段插曲要紧，因为它解释了一种至今犹存的防卫心态。在尚有人记得的年代里，这个传统曾几乎被立法取消；对许多执业者来说，关于它是否成立的争论，并不是纯粹学术性的。

二十世纪的重构

今天作为“中医”传授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系统化的产物。国家设立院校、统一课程，并编出把理论框架呈现为一个整体的教材。

这个过程涉及实实在在的编辑取舍：各地分歧的传统被调和，被认为属于迷信的材料被剔除，而理论被呈现得比史料所能支持的更为连贯。其结果是可教、且内部自洽的，但它并不就是明清医家所做的事。

指出这一点不是批评。任何活的传统都会重新组织自己。但学习者应当知道：教材里那套整齐的体系是现代的产物，而历史上的传统比它今天的呈现更杂乱、更多样，也更好争辩。

要点

• 马王堆写本表明，在理论体系被施加上去之前，实用的药典就已经存在。
• 《神农本草经》提出的三品安全框架，未能察觉缓慢蓄积的毒性。
• 张仲景把这个传统从“以药对症”转向“以方对证”，其方剂至今仍在使用。
• 唐代六五九年的国家药典，比欧洲的国家药典早了好几个世纪。
• 李时珍的工作包含实地考察和对前代权威的明确订正，作为博物学著作受到尊重。
• 现代中医在很大程度上系统化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比它所由来的历史传统整齐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