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筮占：卦象如何生成与解读

《易》其实是三层东西

读《易经》先要把三层分开。最底层是符号：阴阳两种爻，三爻成八卦，六爻成六十四卦，这一层没有文字。第二层是文字：每卦有卦名与卦辞，每爻有爻辞，语句短，多为占断之语，也夹着一些古歌谣和事例，这一层合称经。第三层是《易传》，即《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篇，出现晚得多，是对前两层的哲学解释。今天多数人所理解的“易理”——阴阳消长、时位相应、穷则变通——主要来自第三层，不是前两层。

混着读的后果很具体：会把汉代人的思想当成周初人的思想，而这中间隔着八百年以上。今天关于《易》的许多争论，其实只是没有先把这三层分开。

卦是怎么起出来的

古典筮法用蓍草，程序记在《系辞》里。取蓍五十根，只用四十九根；分成两把，从中抽一根夹在指间，再分别以四为单位数余数，如此为一变；三变得出一个数，定出一爻；十八变成一卦。数出的结果分四种：老阳、少阳、老阴、少阴。少阳少阴为静，老阳老阴为动，动的爻要变成相反的爻，于是除了本卦还有一个变卦，解读时两卦并看。整套程序的实质是一个受控的随机装置——它的作用是产生一个谁也不能预先安排的符号。

需要点明这套程序的实质：它是一个受控的随机装置。十八变的繁复不是为了提高精度——多绕几道手续并不能让骨头或蓍草知道更多事——而是为了产生一个谁也无法预先安排的符号，并且让这个产生过程显得郑重。这两项功能都是真实的，只是与预知无关。

怎么解

解卦的材料有好几样：卦名与卦辞，所得那一爻的爻辞，卦的整体形象，上下两卦的关系，变卦，以及后来发展出的互体、卦变、纳甲等技法。材料越多，可说的话越多，这既是它耐用的原因，也是它无法被证伪的原因。同一卦同一爻，不同流派可以给出方向相反的判断，而各自都能在文献里找到依据。

关于掷钱法

因为蓍草程序太慢，后来通行的是三枚铜钱的简法，今天几乎人人用的都是它：三钱掷六次，自下而上，每次以正反的组合定这一爻是阴是阳、动还是不动，得出的同样是一个卦。但两者的概率并不相同——蓍法之下动爻更为少见——而这一点通俗书里很少提，多数使用者并不知道自己用的是一个变体。

判断一部易学著作在说什么，先看它属于象数还是义理这一路，可以省去很多误解——注家之间看似严重的分歧，往往只是两派各说各话。

先秦人怎么用它

《左传》《国语》里保存了几十条实际筮例，是了解早期用法最可靠的材料，而它们呈现的方式与后世很不同。当时的人解卦相当自由：会拆开卦象说这是风、这是山，会引一段历史故事作类比，会因人因事临时发挥，也会有人明确表示不必占——占问的结果并不总是被当作最终依据。

这两句话不是两条独立的观察，而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可用的材料越多，能说的话越多，同时任何一种解读也越难被指为错。任何诚实地介绍《易》的文字，都必须同时说出这两面。

“善为易者不占”这句话出自先秦，值得留意它的分量：这不是后人为了让这部书体面而编出来的辩解，而是当时就有的态度。把《易》读通的人反而不去占——这与今人把《易》与算命直接等同的印象，相去甚远。

从占书变成经典

《易》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它的性质被改变了。战国到汉代，《易传》的写作把一部占断手册重新解释成一套关于变化的哲学：卦不再只是吉凶的标记，而成了讲位置、时机、进退、盛衰的模型。汉代它被列为经典，进入官学。魏晋王弼注《易》，主张扫落象数，直取义理；宋代程颐作《易传》，几乎完全从道理上讲，不谈占。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次有意识的去占卜化：同一部书，被后来的读者改造成了别的东西。今天《易》在哲学、政治、艺术、医学中的影响，主要来自这条改造之后的线。

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次转变之一：一部起卦断吉凶的手册，变成了一个哲学传统的奠基文本，而实现这个转变的方式，主要是后人把它当作本来就是哲学来读。汉代列为经典、王弼扫落象数、程颐纯讲义理，是这条线上的三个关键节点。

象数与义理

两条路线始终并存。象数一派重卦爻结构与配数，汉代的孟喜、京房、焦延寿把卦与二十四节气、十二月、干支、五音编织在一起，形成卦气、纳甲、飞伏等法，这一路后来直接支撑了六爻占法与部分历法推算。义理一派重文本所讲的道理，王弼、程颐、朱熹属于这一系，朱熹的态度比较特别，他既讲义理，也认真讨论筮法程序。要判断一部易学著作在说什么，先看它属于哪一路，可以省去很多误解。

朱熹的位置比较特别，值得单独提一句：他既讲义理，也认真讨论筮法程序，认为不理解《易》原本的用途就无法真正读懂它。这个立场在宋代义理一派中并不常见，今天看来反而最为通达。

出土材料改变了什么

二十世纪以来的几批出土文献很重要。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卦序与今本完全不同，卦爻辞也有不少异文；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周易》属战国抄本；阜阳汉简《周易》在爻辞之后附有具体的占断语，显示当时确有实用的占书形态。

这些材料合起来说明一件事：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个“经典”，是在漫长过程中逐步定型的，文本、卦序、用法都曾有别的样子。把《易》看成自古一成不变的圣典，与材料不符——而这一点直接影响到那些声称某句爻辞保存了“原意”的说法。

关于筮法本身还有一点常被略过：《系辞》所记的大衍之数四十有九，用蓍草反复分揲，一爻需三变，六爻共十八变，一次完整的起卦相当费时。宋代以后逐渐通行以三枚铜钱代替，掷六次即可成卦，速度快得多，但两种方法给出老阴老阳的概率并不相同——蓍草法中老阳与老阴的出现机会不均等，铜钱法则被拉平了。用哪一种，实际上会影响变爻出现的频率。

竹简材料同样重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与清华简中都有与《易》相关的篇章，年代早于马王堆帛书。它们显示战国时期流传的卦序、卦名与今本存在出入，而且不止一种版本并行。换句话说，今天所称的通行本，是若干种传本中胜出的那一种，不是唯一的原本。知道这一点，对待所谓一字不易的说法就会谨慎得多。

诚实的说明

关于《易》能不能用来预测，需要把两件事分开讲。混着谈就会出现两种同样常见的错误：一种因为占卜缺乏根据而把整部书一并否定，另一种因为这部书确实重要而连带承认占卜有效。下面分别说。

这两件事都要说清楚。其一：蓍草或铜钱得出的符号与所问之事之间没有可检验的联系，卦爻辞与结果的对应也没有证据支持——本站对其他术数的判断在这里同样适用，《易》不因为它是经典而获得豁免。

其二：《易》的价值并不依赖第一点。它提供了一套讨论变化的语言：任何处境都有位置、有阶段、有趋势、有上下内外往来的相对关系。这套语言训练人把事情放在过程里看，不把当下当成永久，这是很实在的一种思维习惯。中国的哲学、史学、兵法、医学、书画理论都从这里取过工具。读《易》而受益的人很多；靠它算准的人，没有可靠记录。两句话都成立，而把它们同时把住，就是对这部书应有的态度。

要点

• 《易》分三层：无字的卦爻符号、卦爻辞、后起的《易传》；通行的“易理”多来自第三层。
• 古典筮法十八变成一卦，得四种爻，老阳老阴变出变卦；其实质是一个受控的随机装置。
• 解卦材料众多，这既使它耐用，也使它无法被证伪。
• 《左传》《国语》的筮例显示先秦解卦相当自由，占问结果不一定被当作最终依据。
• 《荀子》已有“善为易者不占”之说。
• 《易传》与后世注家把占书改造成关于变化的哲学，王弼扫象、程颐讲义理是这条线的关键。
• 象数与义理两派并存，判断易学著作先看它属于哪一路。
• 马王堆帛书、上博楚竹书、阜阳汉简说明文本与卦序曾有别的样子，经典是逐步定型的。
• 卦与事之间没有可检验的联系，但《易》作为讨论变化的语言影响深远，两件事不必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