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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中国最重要的国家祭祀名山
封禅、五岳、东岳大帝与碧霞元君,以及泰山为何不能简单归为道教名山
山东的泰山是中国最重要的圣山,而它不是一座道教的山。把这个区分守清楚,就是这一页的全部要点。道教在那里存在很深,它两位最受欢迎的神明以那里为本,道士也守着那里的庙宇好几个世纪——但这座山的权威来自国家,不来自任何宗教传统。

一座国家的山,不是道教的山
泰山是五岳中的东岳,而五岳是标记帝国方位的一套制度。那套制度属于国家,比有组织的道教早了许多世纪。它的用途是帝王祭祀:皇帝作为人间与天之间关系的负责人,在指定的山岳献祭。
五岳之中,泰山居首。原因在东:在那套通行的对应系统里,东是日出、是春、是开始与生长的方向。东边的山是事情起头的地方,这使它成为最有分量的帝王仪典的天然场所。
道教来得更晚,像在别处一样把自己嵌进去。今天你在山上看到的,是一套国家制度上叠着道教的宗教,再加上佛教的痕迹、儒家的纪念,以及一场很老的民间朝山。把其中任何一层当作这座山的真正含义,都会读错。
还有一点值得说明:五岳独尊这句常见的题刻,讲的是山在这套国家序列里的位次,不是讲道教内部的排名。而武当在明代被擡到高于五岳,也同样是国家序列里的调整,两件事说的是同一套制度。
帝王的祭祀
在这里举行的仪典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分量最重的典礼。它包括在山顶祭天、在山下祭地,实质上是皇帝向天正式报告:天下已经理好了。
正因为这个断言太大,这套仪典很少举行。举行它的皇帝是在声称自己的治世成就了值得上报的东西,而政绩薄弱的君主贸然去做,会招来讥笑。统一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做过,此后几位最有分量的皇帝也做过;最后一次完整举行是在十一世纪初,由那位同时擡升了玉皇的宋代皇帝所做。此后这套礼便废了,一部分原因是它已经与好大喜功联系在一起。
值得记住的细节是:这些是国家的礼,不是道教的科仪。它们属于帝王祭祀传统,而那个传统是道教神谱后来取材的来源之一,但与道教并不是一回事。
另外要说明的是,这套礼的名目本身就说明了它的性质:一半对天,一半对地,两处地点,一套流程。它需要的是国家的组织能力,不是宗教团体的组织能力。
东岳大帝
这座山自己的神明是东岳大帝,而他的职掌直接来自这座山在对应系统里的位置。
东主开端,所以东岳主管寿数的配给——因而也主管死亡,因为这两件事是同一本账从相反两端读出来的。他被理解为掌人间寿数的名册,并对亡者有权柄。他的大庙在山下的城里而不在山上,这本身就有信息:一位有行政职责的神明,被安置在行政所在之处。
这是神明的性格由宇宙论系统生成、而不是从一段生平被记住的最清楚案例之一。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传记。他有一个辖区。
顺带说一句,东岳大帝这类岳神在各地都有分庙,数量不少。人们在本地的东岳庙里办的事,与在泰山办的是同一类:与寿数、亡者和阴间的记录有关。
碧霞元君与实际在爬山的人
多数人爬山是为了他的女儿,碧霞元君,她的祠在近山顶处。她的信仰自明代起大盛,在民间的虔敬上盖过了她父亲,这很好地说明了神谱实际怎么运作:品级与人望是两个独立的变量。
向她祈请,首先是为求子、为顺产、为一家人的康健。她的信众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是女性,而到她祠上的朝山,在几个世纪里是华北乡间女性少有的、在社会上被允许的长途出行之一。这个社会功能是这一信仰历史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不该被当作附带的东西。
与帝王仪典的对照值得记在心里。同一座山既承载了帝国里最排他的典礼——由一个人也许一个世纪才做一次——也承载了它最不排他的民间朝山之一,每年由极大数量的普通人走过。两者都是泰山。
还应当说明:她与佛教的观音在民间功能上有重叠,都被求子。信众常常不作区分,而两边的神职人员分得很清楚。这种重叠在中国宗教里极其常见。
上山路及其结构
经典路线是自城中直到山顶的石阶,约有六千级上下,中间由一道道门把攀登分成阶段。上段最陡也最有名,是一连串紧凑的折返,位于一座以天之门为名的门之下。
组织的逻辑与武当所见相同:路是轴线,标记阶段的是门而不是墙,而整条上山路按设计就是要按顺序走的次序。山顶略高于一千五百米,并不算高,但石阶的攀登是持续的,上段确实吃力。索道有;而对朝山者来说,走上去才是要点。
要提醒的是,这条路的难度不在高度而在持续。石阶少有平缓处,下山对膝的压力比上山更大,而多数意外发生在下行途中。
把山当作一个书写面
泰山最有特色的实体特征不是建筑,是题刻。岩石上覆满了刻字:帝王的宣示、诗、题名、以巨大尺度凿出的单字,以及两千年里访者留下的纪念。
这使这座山在字面意义上成为一座文书档案,而这与中国宗教实践的其余一切都相合——一个通过文书接近神明的文化,也会把自己的记录写在地景上。山顶有一通著名的无字碑,传统上归于一位早期皇帝,争论很多,在一座别处被文字饱和的山上,它是个醒目的例外。
带纪年的题刻在这里是最可靠的历史证据,在任何中国宗教场所都是如此。它们写明年份与出资者,而且不像一座殿那样可以被重建成别的东西。
还有一点值得知道:这些题刻并非都出自名人。相当多是地方官员、香会与普通行旅留下的,正是这些不出名的题记,把这座山变成了一份关于谁在什么年份来过的连续记录。
五岳这套方案是干什么用的
这座山通常被当作五岳之首来介绍,所以值得说明这一组究竟是什么,因为它经常被误说成一份道教的名单。
这套方案给四方各配一座山,中间再配一座。它是国家祭祀的方案,不是宗教信仰的方案,其用意在于把疆域变成一个可以读懂的、有秩序的整体。一位在五岳祭祀的君主是在提出一个主张:他的权柄达于四方,而帝国的布置与天地的布置相合。这几座山就是这个主张的定点,而它们之所以被选中,跟早期权力中心在哪里的关系,至少不亚于跟山本身有什么特质的关系。五岳里有几座并不是所在地区最壮观的峰。
由此有两个后果。第一,这一组是一套政治地理,宗教后来搬进了它,而不是国家采纳了一套宗教地理。道教机构在这些山上立足,是因为这些山本来就重要、本来就有人来、本来就有钱,而出现在国家祭祀的场所能带来承认和保护。佛教机构做的是同一件事。这些山是共用的,其中有几座,佛教的份量比道教更重。
第二,真正属于道教的那套地理是另一份名单。道教文献是按洞天福地来组织神圣空间的——一大批编了号的洞和地方,被理解为“内部”,彼此相通,适合这个传统实际关心的那类工作。这份名单跟五岳只有部分重叠。它包括一些无名、很小、对一个朝代毫无用处的地方,因为要紧的是修炼的条件,不是一个主张的能见度。
武当是这个区别最清楚的例证。它不在五岳之内,却被开发到远超其中大多数的规模,因为它出于某个朝代自己的理由而对那个朝代重要。如果五岳就是道教的名单,这件事无法解释。一旦你把国家祭祀的地理和宗教的地理分开,它就很直白了。
这一切的实际用处在于读说明牌。任何一座这类名山上的说明牌,都倾向于把两套系统混在一起讲,把帝王祭祀、道教修行、佛教开山和现代的遗产认定,呈现为一个关于“神圣”的连续故事。它们之间确有关联,但它们是四套不同的系统、四种不同的用意;而把它们分开,基本上就是看懂眼前这个东西所需要的全部功夫。
泰山关于中国名山教了什么
有三条教训可以有用地迁移到任何别处,包括武当。
第一,中国的神圣性常常在来源上是行政性的。一座山之所以要紧,是因为它被指定过,而指定是国家行为。第二,各层会累积,而没有哪一层取消别的层:国家祭祀、道教宫观、佛教石刻、儒家纪念与民间朝山共处,而从来没有哪个权威把它们调和过。第三,人望与品级各自移动,这就是为什么一位女儿神可以比岳帝招来更多信众,也是为什么一座宫观里最热闹的殿很少是品级最高的那一座。
泰山于一九八七年以文化与自然双重价值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最早列入的中国场所之一。与武当一样,这项列名使对建筑本体的举止成为法律问题,而不是习惯问题。
要点
泰山是五岳之首,而五岳是早于有组织道教的国家制度,不是道教的系统。
它居首是因为在通行的对应里,东意味着日出、春与开端。
在此举行的帝王祭祀是皇帝向天的正式报告,很少被尝试;最后一次完整举行在十一世纪初。
那些是属于帝王祭祀传统的国家之礼,不是道教科仪。
东岳大帝掌寿数名册并对亡者有权柄,因为东主开端。
他的大庙在山下城中而不在山上——有行政职责的神明被安置在行政所在之处。
他有辖区而无传记,是由宇宙论系统生成的神明的清楚案例。
他的女儿碧霞元君在民间虔敬上盖过了他,人们向她求子与家人康健。
到她祠上的朝山,几个世纪里是华北乡间女性少有的、被社会允许的长途出行之一。
上山路约六千级石阶,由门划分阶段,路起着轴线的作用,与武当相同。
岩上覆满题刻,使这座山成为一座文书档案;带纪年的题刻是最好的证据。
三条可迁移的教训:神圣性常在来源上是行政性的、各层累积而不被调和、人望独立于品级。
一九八七年以文化与自然双重价值列入世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