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插花的源流与历史

插花之前的花

早期中国文献里满是花与香草，却没有插作。植物被佩在腰间、别在发上，作为赠物，用于祭祀，也被大量书写。《楚辞》以香草为操守之征，《诗经》提到许多品类。

所缺的是“剪下枝条、在器皿中经营、供室内陈设”这个想法。这项做法看来是从外面进入中国的。

佛前的供花

中国最早关于折枝插瓶的清楚证据是宗教性的。佛教仪轨要求供花，而像前的瓶花自分裂时期起就出现在石窟壁画里，同期的文字也有记述。坛前左右各一瓶是标准的形制，至今如此。

这个来源要紧，有两个理由。它解释了这项做法为什么带着宗教目的而非审美目的进来；也解释了为什么对称成对的插作会与后来出现的、不对称的文人一路长期并存，而后者从未取代它。

还应当说明，供花与“插花”在标准上并不重合。供花要新、要洁、要对称，不求奇；文人的插作要不对称、要有偃仰、还要有几分残缺之美。今天在庙里与在茶室里看到的两种花，其实出自两套不同的评判。

唐代：花成了大众的热情

唐代形成了大规模的世俗花文化。长安的牡丹之狂是最触目的例子：名种价格高到惊人，看花成了社交活动，而诗里在抱怨花费与人多。

花市建立起来，育花与催花成了商业活动，还有专门的花朝节。花被馈赠、被佩戴、被陈设。不太清楚的是：作为一项独立的做法，有意的“插作”当时进行到什么程度，与“只是把花放进器皿”之间的界线在哪里。

宋代：这项做法取得了它的经典形态

中国插花成为本栏目所描述的那样东西，是在宋代。有几个条件凑到了一起：庞大的城市读书人阶层；供应折枝的商业园艺；高度发达的陶瓷业提供合用的器皿；以及一种看重元素少、看重空白的审美。

关于这项做法地位的最清楚的证据，是宋人把四件事并称为有教养的室内所应有的营生：点茶、焚香、插花、挂画。这四件是作为一套被并举的。这是关于中国插花最有用的一个事实，因为它确立了插作被理解为与其余文人诸艺同列，而不是一门装饰工艺；这也解释了本站这一部分的四个题目为什么会放在一起。

宋人写花的文字很多：有洛阳牡丹的专记，有扬州芍药的专谱，也有泛论栽培的书。宋画里有书斋中的瓶花，而器皿则大量传世。

顺带一提，“四般闲事”这个并称本身也值得留意。四件事都不生产任何东西，都要花时间，也都要求一间不受打扰的屋子。它们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配套，而不是四门可以分开学的技艺——今天把它们拆成四门课来卖，恰恰失掉了这个意思。

明代：那些著作

明代产生了理论文献，短而极好。张谦德的《瓶花谱》以实际的口吻讲器、水、花材与养护。袁宏道约成于一五九九年的《瓶史》更有名：带脾气，风趣，对铺张不假辞色，讲态度与讲方法一样多。

其余的明人著述包括高濂养生大书中论瓶花的三节、屠本畯按月列出宜用花材的《瓶史月表》，以及文震亨《长物志》中的相关段落——那部书是关于文人器物趣味的标准指南。

合起来看，这些文本描述的是一项成熟的做法：偏好已经定型，而作者之间又有足够的分歧，说明这是个活的题目。

清代：缓慢的衰退

文人的插作延续到清代，却没有产生多少新的理论。清人写这个题目最有名的一段在沈复的自传里，他描写与妻子一同插花，还讲到用一根针穿过一小块炭或一段茎来固定枝条的办法。那一段亲切而家常，之所以常被引用，恰恰因为它显出这项做法是一件寻常的、共享的乐趣，不是一门艺术。

整个清代，文人这一路逐渐失去地盘。相邻的做法反而各自分出去兴盛起来：盆景、名种花木的培育，以及装饰用的繁复绢花。宗教供花则一如其旧。

另需补充：清代真正大兴的是盆景与花木栽培。这两样都要求长期照料一株活的植物，与折下一枝供数日之赏，在心思上很不一样。文人的兴趣从“取一段”移到了“养一世”，这个转移本身就值得想一想。

传到日本

这里有一个值得停一停的细节。中国的插花很早就影响了日本的做法，先通过佛教供花，后来又通过中国器皿与中国审美观念的输入。

袁宏道的《瓶史》在十七世纪后期被译成日文，影响之大，以至于日本立起了一个以他名字为号的插花流派。日本的从业者在读它、教它、并在一部中文著作之上建立传承，而同一时期，这部书在中国正渐渐流出人们的视野。

这在东亚文化史上不是罕见的路数，点茶与古琴的某些材料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但它很有用，可以纠正一个想当然的推论：源出中国，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也延续着。

传到日本这一节，需要把时间线说清楚。花供随佛教东传，至室町时代逐步形成立花，其后又有生花、投入、盛花等形式，并发展出池坊、小原流、草月流等流派与家元制度。日本方面把这门手艺系统化、组织化，并延续至今；中国这一线则在清代以后逐渐衰落，缺乏连续的流派传承。今天不少人先接触日本花道，再回头才知道中国也有这一脉，原因就在这里。

器皿与绘画告诉了我们什么

因为明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很薄，另外两类证据承担了很大的分量，而值得知道每一类能确立什么、不能确立什么。

器皿大量传世。宋明陶瓷中有许多形制，其比例与窄颈只有当作花器才讲得通，而这类形制成批存在，是插作曾经普遍的好证据。器皿不能告诉我们的是：里面插了什么、怎么安排的。

绘画里有插作，有时画得相当细，出现在书斋、园林与雅集的图像中。这类证据信息更多，但要小心读。画上的一瓶花是画家的构图，受绘画惯例的约束，可能呈现的是理想而不是记录。若同一时期几幅画彼此吻合，证据就强一些。

两条线合起来看，宋明的插作用枝少、偏爱木本枝材，并把花器作为一个经营过的室内的一个元素，与挂轴、香炉、茶具并置。这与文本一致，令人稍安，但它仍是推论，不是描述。

二十世纪

文人的那一套结束了。支撑它的阶层消失，战乱与动荡使多数人无从从事玩赏之事，此后的政治条件又对明显属于上层的传统文化怀有敌意。二十世纪在中国城市里发展起来的商业花艺遵循西方模式，因为可用的模式就是那些。

明人的书在图书馆与丛书里保存了下来，但它们所描述的那项做法，没有作为活的传承保存下来。这是一次真实的断裂，也使插花不同于书法、绘画与茶——那三样都保住了一些连续性。

另外要说明材料的局限。宋明两代的插花实物无法保存，我们能依据的只有三类东西：文字著作、绘画中的描绘、以及出土和传世的花器。三类材料各有偏差——著作反映的是作者的主张而未必是通行做法，绘画有构图上的取舍，花器则只能说明容器而说不出插法。结论要建立在三者互相印证之处，单靠一种容易走偏。

复兴

恢复始于台湾。自八十年代起，学者与从业者依据明人著作、依据绘画、依据尚存的宗教实践，重建出一条有别于日本与西方的中国路数。这项工作是认真的，也带出了教学、出版与展览。

在大陆，兴趣自二〇〇〇年代起随着传统艺术的整体复兴而起，并迅速壮大。如今有课程、有协会、有比赛，也有商业市场。

老实的估量是：这是一次质量相当高的重建，而它与明代做法之间的关系是解释性的。文献给的是原则与偏好；它们没有给课程、没有给练习、没有给分级的结构范型。今天的教学凡提供这些东西之处，都是拟定出来的，而且常常参照了日本的教学法。这不是对结果的批评，但把它说成未断的传承并不准确。

要点

• 折枝插瓶看来是随佛教进入中国的，起初是供养，不是审美的做法。
• 唐代形成了大规模的公众花文化，包括牡丹之狂与商业花市。
• 宋人把插花与点茶、焚香、挂画并列为有教养室内的四般闲事，这确立了它作为文人艺术的地位。
• 两部简短的明人著作是核心理论文献，其中袁宏道的更有名、也更有脾气。
• 袁书被译成日文，日本还立了以他为号的流派，而这部书本身在中国渐渐无人流传。
• 这项做法在二十世纪断裂，今天的复兴始于八十年代的台湾，是解释性的重建而非未断的传承。